陶渊明当彭泽县令，只有八十多天，因为不愿对上司迎来送往，低眉敛容，因而弃职归隐，高风亮节，很是受到人们的赞誉。但我想，如果陶县令没有田园可归怎么办？他虽没有良田千顷，但还是有个退隐之处。人们只要读读他的名篇《归去来兮辞》就很清楚。“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这种生活自是快意，绝无衣食之虑。进退自如，能官则官，不官则隐。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做官的大都是地主出身，最不济的也是个小地主，都有负廓之田，因而有业可恃，有退身之处。要不然，不为五斗米折腰，虽愿为也难为也。
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又不一样。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确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没有人格高低，按制度办事，不存在谁对谁折腰不折腰的问题。所以封建社会通行的那种气节观不存在。当然也会有另一种问题，如任满，如落选，如辞退。他们不为官可以为商、为学，总之，他们有一技之长，可以生存下去。可以这样说，封建社会的官，他的退路，是家中有地；资本主义社会的官，他的退路，是身上有艺。总统任满，可以当教授、当董事长或什么公司的高管之类。
社会主义社会怎么办？在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官员，即各级干部，是以革命为职业的职业革命者。他们没有财产，我们的革命本来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们不允许有私有财产，也不可能有财产。即使出身有产阶级家庭的人也早已与原来的家庭划清界限。经过土改和三大改造原来的有产者也已变为无产者。他们的唯一职业就是“做官”即当干部。按规定退休之后也无衣食之虑。这是应该的，这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干部除了当干部，别无其他生活之途。因为他们既不像封建社会的官员，家里有地；也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员，身上有艺。可以说，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当干部。如果出了问题，例如，犯错误、被开除、被处分之类，一旦离开工作就无法生存，如同鱼离开水一样。这种对职位的依赖性，不会出现主动辞职的问题，更不会出现“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的问题。这种干部制度有我们的优点，即干部对事业的忠诚，但也有我们的问题，即一支不断扩大依靠皇粮的没有专业特长的干部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领导干部终身制已经废除，公务员需要考试；一定的领导职位也可以公开招考。干部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比起改革前有了巨大的变化。不用说与战争和革命年代相比，即使与“**”前相比，我们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干部知识化，只是基层政权中还要继续这个过程。这种状况，显然有利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有利于干部队伍的调整、流动与优化。当干部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每个国家的公务员可以在多种领域中发挥自己的才能。
我们现在还真有些人官瘾很大，热衷于什么级什么级的干部，甚至发生跑官、买官、要官的事情，这当然是因为有官即有权，有权即有利。一个真正学有专长的人一般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除了当官什么都不会，视当官为一本万利之徒才会热衷于跑门子钻路子。我们不提倡“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封建士大夫式的清高，但我们要有这种骨气和本领，即不当官，我们仍然能有作为，不会因不当官而产生失落感。我们的干部专业化和知识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做到这一点。虽然现在考公务员仍是热门，是旱涝保收。我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干部队伍知识结构的变化，为官为学，为工为商，各得其便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