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先哲孔老夫子的这句话实在明智，比多少本关于生与死的教科书更有价值。宗教和一些悲观主义学说，把重点放在死亡的问题，因此他们关于人生意义的学说讲不出多少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最多是教人把死亡看成解脱，或者是教人平静地对待死亡。庄子的死生一体可以看成关于生死问题的最通达的境界，在《至乐》中对死亡无穷乐趣的赞扬也包含这个意思。作为对待死亡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反对恐死症是有意义的。但作为一种人生观——怨生乐死——是消极的。其实，即使是庄子有歌颂死亡的至乐，也有全生养亲尽天年的《养生主》呢。
▲ 2006年摄于井冈山黄洋界，右为江西师范大学王荣有教授。“云拥黄洋雾蒙蒙，仿佛仍有炮声隆。峥嵘岁月弹指过，英名不朽与山同。”井冈山是红色圣地，井冈山精神也应该成为我们哲学工作者的精神。
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上帝绝不忘记任何一个人。这是谁也知道的道理。企图长生不老的人是有的，过去有过，现在也难保没有个别人会这样想。可是人终究会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人生问题上把重点放在死的方面是不明智的。托尔斯泰说过，研究生命的目的只是为了使生命变得更美好。我以为哲学的学习，应该是一切为了生，使生活变得更丰富、更有价值，而不是向往死亡。
蒙田说过，人类之幸福在于快乐的生存而不在于快乐的死亡中。他还批评说，如果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生活，那么教导我们如何去死就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知道了如何坚定而镇静地生活，我们也就会知道如何同样地去死。他极力反对那种认为我们应该一直把死亡放到眼前，在死亡降临之前就看到它和考虑它的死亡哲学。蒙田认为，我们并不需要防备死亡，那是一瞬间的事。应该防备的是对死亡的准备。因为一个人时刻想到死亡，准备死亡，恐惧死亡，这对人的生活不啻一个每时每刻套在人的头上的枷锁，剥夺了人的生的乐趣。按照蒙田的看法，人应该在领悟生命的短暂中，努力从分量上延长生命，通过迅速地把握住生命来阻止生命的飞逝，通过运用生命的活力来补偿生命的仓促。人对生命的占有越短暂，就必须使这种占有更充分、更深沉。
这当然不是说，死亡问题不重要，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可以不予理会。而是说，就生与死的关系来说，重点应该是生。对死亡的正确观点有赖于正确地看待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而不是孤立地就死亡谈论死亡。死的意义和价值一旦和生的意义和价值相隔离，它除了宣告人的彻底结束以外，不具有任何积极的社会学的和人类学的价值。其实死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生的意义和价值。为国捐躯和一般的自然的死亡意义是不同的，虽然其结果一样，都是死。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战场上捐躯的灵魂比在瘟疫中死亡的灵魂更纯洁”。楚辞中的名篇《国殇》中对为国捐躯者的吊唁也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能忌讳谈死。哲学家更应该把对死的思考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可是在生和死的问题上，重点应该是生。只有知道怎样生，才能知道应该怎样死；知道生的价值，才能知道死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说，死，并不是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对少年，对正在成长的青年，应该忘掉死亡的恐惧和威胁。而到了老年，则应该思考死亡，对死有个正确的看法和必要的思想准备。这并不是害怕死，也不是等待死亡，而是为了更好地度过余年，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如果到了老年仍然对死亡问题没有认识，没有思想准备，一旦大病在身或死神敲门时，往往陷入比死还要难受的心灵痛苦。卢梭说过，一个老年人如果还该学习的话，那就该学习怎样去死；而正是这种研究，人们在我这种年纪却极少进行；人们思考一切，唯独这是例外。所有的老年人都比孩子更留恋生活，都比年轻人更舍不得摆脱。可如果到老年，还忌讳死亡，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将会在死神敲门时陷入极大的无法忍受的惊恐。
我们应该把死亡问题列为老年学中的一章，而对青少年则应该强调生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这一生学习哲学的收获。及格与否，还得等着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