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与“良史之忧”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因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与此相类似的，是唐代史学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唐代的盛世即“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从玄宗时大臣源乾曜、张嘉贞任相职时“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的做法中得到启发，认为唐太宗时期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所以决心写一本反映唐太宗贞观年间政治统治面貌的专书。《贞观政要》10卷40篇，它的篇名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有充分的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61]唐太宗时的“政化”是最切近、最光辉的榜样，无须再从尧、舜、文、武那里寻找根据和楷模。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王）、武（王），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本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家的忧患意识。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这种忧患意识表述得更加明显了，他说：“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宣宗是晚唐时期一位尚有作为的皇帝，史家对他有较好的评论。史载，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62]。辽、金、元三朝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作为政治教科书来读。这书不像《资治通鉴》那样宏伟，却有与后者大致相同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