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撰写历史、学习历史？古往今来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的认识，即明“事势”，明“势”“理”，明“大道”，明规律，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认识。
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考察、揭示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197]。后来，杜佑《通典》讲“事理”，柳宗元《封建论》讲“势”，直到王夫之提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198]，反映了古人从历史中探讨、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历程。元代史家胡三省在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时，批评了一种流行的说法，指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199]
胡三省不赞成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记事”而已的说法，他认为“道”包含在“事”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由此可见，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清代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00]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这比“事势”“事理”等具有更普遍、更抽象的意义，即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以增益人们的智慧，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前人在这方面的思想遗产，对于丰富我们的历史认识，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诚如胡三省、龚自珍所说，对于“道”的探究不能离开对于“事”和“史"的认识。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前人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呢？是怎样通过认识历史而探讨其中的“道”的呢？这是很值得总结的一个问题。
一
朱熹在谈到读史要点时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201]朱熹有不少关于读书的言论，在读经与读史问题上，他是尊经抑史的。他认为：“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邪！”他主张用经书的是非来判断史书所记的史事：“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朱熹把史书所记“视为皮外物事”，反复称说必须以经书来“权衡”史事，这正是胡三省所批评的那种认为“经以载道，史以记事”的论点。从朱、胡言论的比较中，更可以看出后者在历史认识上的进步性。不过朱熹作为一个思想家、教育家，他毕竟认为“史亦不可不看”，并对如何读史，提出了不少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说的“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202]，从历史认识来看，确是读史的门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