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哲学家如何看待彼此在哲学上的变更问题，从他们互为对方时起就已存在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双方往往把这种联系看作外在对立关系。尽管各自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不再适应时代要求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并按照自己的特殊使命、处境和条件提出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但彼此很少对同时代共同的哲学问题展开探讨性的对话，要么不直接涉及对方，要么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简单否定或指责对方。我们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中较少见到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肯定评价，而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在绝大部分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不屑一顾，要么竭力歪曲和攻击。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是复杂，作为双方的社会基础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决定性因素，双方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的误解、曲解和偏见也多半由此而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等西方近代哲学，都是既批判它们不能越出为资本主义“理性社会”辩护的阶级局限性以及最后必然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理论的局限性，又肯定它们在促进资产阶级反封建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上起过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肯定它们在理论上可能包含的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等合理因素。然而对于与19世纪中下期流行的西方哲学，他们则很少给予肯定评价，而往往只是激烈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没落、甚至行将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因此，他们最关注的是指引革命无产阶级怎样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去探究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还能否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某些有效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当然也不会去深入研究当时的西方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作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哲学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事实上，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和流派（例如，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后者对当时工人运动的损害，哲学研究直接服从于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从维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使之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他们对这些哲学流派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确行将被推翻，那对与之相应的哲学等意识形态怎么可以不做坚定批判、反而给予肯定的评价呢！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规律和总的趋势的揭示以及由此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论断完全正确，但对于这个“灭亡”和“胜利”究竟何时发生？具体进程又怎样？他们当时掌握的材料远非充分，难以对之做出准确估计。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有些演变过程超出了他们当年的预计。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继续发展的活力估计不足，由此对当时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所提出的对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做出某些改造、即自我调整来暂时延续其存在进程的可能性也估计不足。然而从后来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看，资本主义的这些自我调整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确实起了缓和其矛盾、至少是延缓其灭亡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有所发展，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既如此，从理论上体现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西方现当代哲学，也必然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复杂得多。通过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它们同样能够在曲折中超越近代哲学而继续获得发展、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