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教师家庭。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我并不认为我“生不逢时”，相反，我非常庆幸我有这一段特殊的经历。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我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我的哲学研究和学术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际上，“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

当然，我们这一代不同于老一代。老一代在战争年代，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度过，我们这一代在和平年代，在不断的精神苦炼中生存；老一代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这一代“敢问路在何方”。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苦苦追求。

感谢邓小平，正是他老人家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并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和地。1977年，在那个“解冻”的年代，我走进了安徽大学哲学系，成为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并从此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6年，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从此，我进入哲学研究的“快车道”；1988年，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被破格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从此，我走向哲学的深处；陈志良教授宽广的视野和无私的帮助，使我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展开了哲学研究。我忘不了我的两位导师和这位挚友。从他们那里，我不仅看到了哲学家的文采，而且看到了哲学家的风采；不仅学到了文品，而且学到了人品，并从此在哲学研究中一发而不可收。

实际上，我最初选择哲学实属“误入歧途”。中学时期，我主要的兴趣是在数理化方面，并且成绩优异；高考之前我担任过中学数学老师。所以，我最初志向是报考理科。然而，在高考前夕，一位哲学先行者——陈宗明老师告诉我：哲学是一个诱人的智慧王国，中国需要哲学，而你的天赋更适合学哲学。就是这一次谈话，竟使我“鬼使神差”般地在高考前夕改变了最初的志向，选择了哲学。

从此，我踏上一块神奇的土地，至今仍无怨无悔。今天，我已与哲学连成一体，或者说哲学已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哲学适合我，我也适合哲学，离开哲学我不知如何生存。当然，我也深知，哲学思维极其艰辛，谁要选择哲学并想站在这一领域的制高点上，谁就必然在精神上乃至物质上选择一条苦行僧的道路。“光荣的路是狭窄的。”（莎士比亚语）

我之所以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并不是因为哲学“博学”，无所不知，实际上，“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赫拉克利特语），而无所不知的只能是神学；并不是因为哲学“爱”智慧，实际上，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它给人以生存和发展的勇气和智慧，这是一种“大勇大智”；并不是因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科学，实际上，哲学并不等于科学，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成为“多余”的了，在现代，企图在科学之上再建构一种所谓的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只能是“形而上学”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