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学术研究》记者冯达才：杨博士，哲学界公认您的研究领域较广，其中，主题又十分鲜明。依我对您的了解来看，您的研究主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意义。能否这样理解？

杨耕：的确如此。我的研究主题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意义。具体地说，就是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和认识唯物史观，重建唯物史观。我的百余篇论文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研究成果凝结为三部著作：《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当代意义》。我把这三部著作看作是我本人研究唯物史观的“三部曲。”

冯达才：那么，您追求的理论境界是什么？

杨耕：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冯达才：请您具体谈谈。

杨耕：我的哲学研究大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前一阶段注重理论与历史相结合。在我看来，历史离开理论只能是材料的堆积，理论离开历史只能疏于空洞。在学术研究中，最佳选择只能是史论结合。所以，前一阶段我的研究是从唯物主义观到马克思主义史、西方历史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然后再返回到唯物史观。其意在于，把唯物史观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

这一阶段注重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我以为，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哲学必须深入现实，同时超越现实。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能高瞻远瞩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并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现实，关注这一现实，以哲学的反思性、批判性联系现实，由此引发出对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是哲学工作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目前，我正在准备《东方的崛起》一书的写作。这部著作将以唯物史观的视野，以较大的历史跨度再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内在逻辑，其意在于，让历史告诉未来。

冯达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极为关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关系的？

杨耕：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后现代化”国家首先碰到的问题。实际上，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公平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公平就是“机会均等”、按劳分配；只要真正实现了“机会均等”、按劳分配，就会使人们感到，他的劳动既是为社会的，又是为自己的，这就能充分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或者说，在实现公平中求得效率。

我们不应当指责由按劳分配所造成的财富差异，相反，应该指责“大锅饭”这种平均主义体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锅饭”不仅不是公平，相反，是对公平的破坏，因为在这种体制中，不同的人付出了不同的劳动或代价，得到的却是相同的结果。这就扼杀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导致“有组织的无效率”。从本质上看，“大锅饭”就是毛泽东本人一再批评过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冯达才：在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人们着墨较多的是文化问题，各种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在您看来，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难题是什么？

杨耕：从总体上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和“外发”两种类型。所谓“内发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发型”现代化则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西欧、北美的现代化属于“内发型”，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外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