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用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黑格尔在他的思辨哲学中,则把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神秘地化为观念之间的关系。这样,所有的现实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辩证法的批判首先指向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使现实的关系从抽象的观念中显现出来,又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地揭示物与物的关系下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并把这种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即:“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7]这样,马克思就把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这种批判的目的——人类解放——统一起来了。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抽象的观念普遍性所表达的“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普遍性,在其现实性上,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8]。这表现在:一方面,“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另一方面,“不仅特殊的部分劳动被分配在不同个人之间;个人自己现在也被分割,转化成了某种部分劳动的自动机器”[9]。
马克思的精辟分析表明,黑格尔式的泛逻辑主义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以哲学的形式表达了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实;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批判,在其现实意义上,就是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物的普遍统治下解放出来,从现实的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首先是以哲学的形式表达了人类争取从抽象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现实,特别是以哲学的形式表达了无产阶级争取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现实。
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是曲折的,表达这种现实的理论是在自我批判中发展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反对宗教神学把人的本质异化给彼岸世界的上帝,反对黑格尔以抽象的思维统治人的感性存在,并在这种双重批判中提出了他的人本学理论。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现实的人为哲学的出发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坚实基础。
马克思在肯定19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批判宗教的意义的同时,进一步要求对产生宗教的“世俗世界”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1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1]。但是,费尔巴哈仅仅“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还不可能合理地说明人的本质,因而也不可能合理地说明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因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以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12]在马克思看来,“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3]因此,马克思要求把对“彼岸世界”的批判引向对“此岸世界”的批判。
“彼岸世界”即是宗教的、想象的世界,“此岸世界”则是现实的、人的世界。现实的、人的世界的内在矛盾,是马克思哲学思考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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