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他不是先在地设定本质，赋予现代性以某种内在的规定，而是从现代性问题最基本的物质规定性和观念规定性入手，将现代性这一现象首先分解为存在论基础与意识形态两个层面的问题，从问题出发展开研究，而不是从体系出发展开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物质规定性和观念规定性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等量齐观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决定性地位，意识形态不过是社会存在的“观念副本”而已。然而，我们所言的存在论基础并非仅仅是指物质层面的考察，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从来都没有承认过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全部现代性现象的合法性，都试图在某种总体性的关照下来揭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无论是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统一，还是将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相统一，都涉及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复杂性理解，这是马克思与韦伯历史观的深层契合之处。[57]如果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等同于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考察，无疑会遮蔽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域。
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现象的反思，深入到现代性的本质之维。在他看来，现代性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商品—货币—资本逻辑运动的产物，这就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其本质乃是一种“物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规定了这一“物化”的基本维度：“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和“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58]，一个在生产领域，一个在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领域。韦伯把现代社会理解为合理化的产物，合理化构成其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主要维度，这一原则不仅贯穿现代社会生活，还体现在现代商品生产过程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本质的判定。
一、存在论基础与意识形态批判
马克思是如何来把握现代性这一时代问题？回答这一问题要从马克思第一部系统地表述其新世界观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入手。就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历程而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总体性的类本质出发，经过《神圣家族》中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最终将现实的个人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从而奠定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原点。在该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虽然原稿在马克思生前未能刊布，“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但“自己弄清问题”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5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原则：“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0]不难发现，马克思本人对现代性现象的透视，是从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来展开的，以存在论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形式来表现。这正是吴恩裕所指出的：“我们须知马克思的目的乃在：去估量各种社会上层结构的社会功用和意义；在社会上层结构中，自然包括形式的思想系统。一形式的思想系统，其自身内部，可以与具体的社会事实无关；但此系统之生长、发展和没落，以及它对社会的功能，却是必须由其历史的背景中，去分析的”，“马克思乃是在研究形式系统在其历史背景中的情形；而非研究内部自成一形式系统的系统本身”[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