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参考当下“时兴”的大数据研究手段，笔者在知网、百度和谷歌上，分别以“启蒙”、“革命”为关键词，限定时间段为1949—1977年、1978—1989年、1990—1999年、2000年以来进行检索，其检索出的文献数量显示：“启蒙”呈递增趋势，“革命”呈递减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革命”数量高于启蒙；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启蒙”数量高于革命；二者数量变化的临界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然，以知网、百度和谷歌为代表的网络平台收集数据的完整性并不完备，所收集的数据也并非全部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甚至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冗余和重复，但这一检索结果大致反映出国内学界对启蒙问题与日俱增的关注热情。
在上述比较的基础上，笔者在知网上以启蒙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按照1949—1977年、1978—1989年、1990—1999年、2000年以来四个时间段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整理，笔者发现，2000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启蒙研究的学术文献呈现出井喷的趋势，新世纪以来这一研究的文献数量超过之前的总和。其中，大部分文献的主题围绕启蒙与现代性的研究展开。
一、启蒙话语的兴起
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启蒙的讨论日趋深化，从思想层面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学者们看来，启蒙不仅意味着个体认识方式的改变，更意味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一变迁过程不仅涉及器物和制度，而且深入到思想、历史、文化、艺术等精神理念层面。
诚如张光芒等在《论新世纪的启蒙话语及其思想谱系》中所指出的那样，新世纪启蒙思想谱系的新变化表现在社会、阶层、个体、心灵由表及里的四个层面。张光芒回顾并梳理新世纪的启蒙话语方式：“其一是社会层面，着重探讨社会、文化结构模式的重新取径；其二是阶层层面，表现为‘底层’话语以及卢梭意义上的平等意识凸显；其三是个体层面，体现为对自由命题的重新探究；其四在心灵层面，表现为信仰意义上的人性价值突入。”他指出，“在一个长期需要启蒙的社会，在一个需要不断启蒙的时代，真正走向‘新’的，发生‘变’的，不是‘启蒙’这一概念或相关词汇，而是关于‘启蒙’的话语方式、考察视角、表达理路、逻辑指向等等”，“新世纪启蒙话语及其价值重构所展示的思想谱系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不过令人感到慰藉的是，这毕竟是一个新的系统工程”[236]。
启蒙不再是大而化之的研究对象，在宏大叙事背景下寻求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成为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趋势。当然，这也体现出不同学科背景的差异。但无论在哪个学科中，较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热”而言，在新世纪以来关于启蒙的研究中，思想退场、学术登场都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既有叶秀山、韩水法、周晓亮、张慎、赵林、尚新建等从哲学思想层面深入分析欧洲启蒙思想的哲学根源，也有卢钟峰、姜义华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启蒙背景下的中西文化变迁，还有马德普、丁耘等研究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叶秀山认为，“康德关于‘启蒙’的观念，不是孤立地对一个问题的见解，而是和他的整个哲学的观念密不可分的”，“‘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它的旗帜上写着‘理性’。这是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进入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