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韦伯与技术批判理论的兴起

韦伯从合理化视角来反思技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在韦伯看来，由于现代技术强化了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已经不再是灵魂拯救的工具，因而对技术导致的后果持悲观主义态度。在后来的技术批判理论家那里，现代技术的实质就是作为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技术批判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既然现代技术批判是以韦伯的“现代性诊断”为起点，那么就可以视为韦伯工作的延续。

一、作为形式合理性的技术

技术批判乃是哲学家对已经凸显为“问题”的现代技术的自觉回应，而这一问题之所以能以“时代问题”的方式凸显出来，直接地要归功于韦伯的“现代性诊断”。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构成韦伯“现代性诊断”的基本架构。哈贝马斯分析了韦伯对合理化的考察：“韦伯最初只是从运用手段的角度考察了合理性。后来韦伯从目的行为中区分了两种合理化内涵，这个时候他才对合理性概念进行了甄别：不仅手段及其运用方式或多或少可以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可以有效地帮助达到一定的目的；目的本身也或多或少可以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在具备一定的价值、手段和其他边界条件时，对目的的选择也可以具有客观正确性。”[57]在韦伯看来，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其本质就在于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计算和权衡，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其合理性来源于目的自身，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集中表现为价值理性。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的手段和程序主要就是经验科学和技术。根据韦伯的“现代性诊断”，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扩展，实质合理性的日趋减缩，不仅现代性经济活动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行为，社会劳动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官僚制、甚至思想文化领域的价值中立和意义丧失都是合理化的结果，“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58]。哈贝马斯阐释了合理化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含义：

韦伯使用“合理性”或“理性”这个概念是为了规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私法所允许的交往形式和官僚统治形式。合理化或理性化的含义首先是指服从于合理决断标准的那些社会领域的扩大。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劳动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工具活动（劳动）的标准也渗透到生活的其他领域（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交通和交往的技术化）。这两种情况都涉及目的理性活动类型的贯彻和实现：在技术化中，目的理性活动的类型涉及生活方式的选择。计划可以被理解为第二个阶段上的目的理性的活动：计划化的目的，是建立、改变和扩大目的理性活动系统本身。社会的不断“合理化”是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联系在一起的。当着技术和科学渗透到社会的各种制度从而使各种制度本身发生变化的时候，旧的合法性也就失去了它的效力。[59]

不难发现，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韦伯从“技术”出发，“来阐明有规则的运用手段在一个十分抽象的意义上对于行为合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合理的技术”，“在韦伯看来，就是手段的运用，而且是‘有意识、有计划地根据经验和经过思考而加以运用’”[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