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国内、国际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和更新，造就出众多著名史家，产生了许多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来看，一般地说，史学名著的产生是跟一定的史学思潮相联系的。具体地说，凡一种有影响的史学思潮，大都会有反映这一史学思潮的代表作；反之，凡一种史学名著，总是集中地反映了某一史学思潮。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思潮、学派很多，而影响较大的有“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新史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是为这一思潮的滥觞，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朱希祖、何炳松等起而呼应。《新史学》在批判“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的基础上，着力于“史学之界说”，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崭新命题。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武器，倡言建立“新史学”，对推进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历程，产生了重大作用。不久，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30年代改称《中国古代史》），即“新史学”的最早的产品之一。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是了解、研究学术史和史学理论不可不读之书。
如果说“新史学”思潮主要是在新史观即进化史观的驱动下滋生起来的话，那么新历史考证学除了受进化史观的驱动外，还直接受到地下出土文献的推动以及西方自然科学方法的启迪。王国维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他在利用卜辞、金文、简牍、写本研究殷周历史和汉唐历史方面，有重大的成就。他在1921年编纂刊行的论集《观堂集林》，是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进入新里程的界碑。其中尤其是他关于殷周历史的研究，有许多名篇，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在历史认识上和研究方法上都是开创性的大文章。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讲义的总论中从方法论上对“二重证据法”做了说明。《古史新证》刊出后，大为世人所重。陈寅恪总结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指出：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2]这是极中肯的评价。
陈寅恪治史，其方法亦大致同此，而其有别于王国维者，是他更注重于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即是“综合旧籍所载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以补“吾国史学之缺憾”。它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姊妹篇，皆为名作。陈寅恪撰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是以诗文证史的开创性杰作，在历史视野和治史方法上，都有重要价值。
陈垣也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杰出史家。他以广泛的研究领域、严谨的考证方法和缜密的类例原则，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在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辑佚学等方面都有建树；他在中西交通史和宗教史研究方面，也是杰出的开拓者。《励耘书屋丛刻》收录了他的几部名作（其中《史讳举例》一书对纠正因不懂避讳而造成的常识性错误非常重要）。而未收录之名著还有多种，如他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两部年代学方面的著作，是中外学人不可不用的著名的工具书。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宗教研究和宗教史著作九种亦独具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