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崇高[1]

几乎在亚历山大·鲍姆加登为新科学命名后一个世纪，马克思号召重新确立它。但是，美学作为理性的谦卑的补充，在这里用报复来取代那些被假定和作为补充之物的东西。感性知觉是确定的；但是能够作为全部知识的基础吗？这不是比庸俗的经验论更庸俗吗？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历史和社会作了重新思考，这一次是从身体开始的。埃莱米·施卡律（ElaineScarry）曾经评论过马克思怎样通过他的写作来“假设世界是人类的身体，由于投身于改造了的世界，男人与女人们脱离肉体而精神化了”。[3]正如施卡律指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生产的体系是身体的一种物质化的隐喻，就像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把农业看作是身体在土地中延长的转化形式一样。资本的运行就像资本家的替代性身体，为他提供一种敏感的替代性形式；如果对象的精神本质是交换价值，那么它们的物质本质就是使用价值，正如马克思在《大纲》中一再指出的，资本赋予它们以身体性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必须说明一个经典性的、傲睨神明的传说：人类的身体怎样通过我们称之为社会和技术的延伸部分，逐渐地超越它的界限而达到空虚，抽空它自身的感性财富，从而把世界转变为它自己的身体性器官。当然这种悲剧并没有发生，问题仅仅在于夸大了技术的作用，而不是因为它包含着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社会性条件。由于劳动的产品受到激烈的争夺，从而需要一种社会制度，它具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以便调节和稳定那些破坏性的冲突。完成这种功能的机制——压抑、崇高化、理想化、抵制——对于精神分析来说就像政治话语一样熟悉。然而，对身体力量的控制与僭用的斗争并不会轻易平息，这种斗争将在任何一种试图压抑它的社会制度内刻下自己的痕迹。的确，这种斗争是如此地急迫和不间断，以至于它伴随着整个制度史，歪曲真理并且扭曲（身体）的形态。由于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身体的权力之上，涉及我们的知识和社会生活的根柢，因此这个过程被马克思建构为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就像神经病的症候那样，上层建筑对于那些可以读懂其符号的人来说是压迫身体以表明它自身的地方。一种确定类型的身体——早熟的、潜在交流的、需要劳动的——这种身体的产生并不像其他动物那样，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马克思主义论述了历史怎样逸出身体的控制，把它推入到与自身相矛盾的状态中。历史性地描写身体的具体形式，也就是描写把它不断地生产出来的那些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人类历史的标志，作为一种系统，语言中的特殊的东西使它得以超越它自己的形式化结构。但是，一方面是这种自我超越的深不可测的能力；另一方面是语言生产的动物，是那种把身体扩展到抽象的坟墓中去的力量，然而，这就违反了语言自己的感性的本质。

如果说马克思能够倡导一种感性的基础科学而又不陷入到陈腐的经验主义中去的话，那是因为对于他来说，感觉是较少异化的领域，然而，作为我们与现实的实践性关系，我们可以理性地审视它的“规则”。哈贝马斯写道：“经验客体的对象化可能性（对于马克思来说）根植于自然基础的一致性，即人的身体组织，它与行动相联系，而不是根植于知觉的统一性……”[4]对于马克思来说，感觉是构成人类实践的前提，而不是一种沉思的器官；它能够成为沉思的器官只是因为它已经是人类实践的前提。私人财产是人性与它自己的身体相异化的一种“感性表达”，感觉的丰富性异化为单一的冲动：全部身体上和智力上的感觉已经被全部意义上的简单异化所取代——在占有的意义上。因此它可以诞生于它的内在财富，人的本质已经沦落为这种简单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