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交换的逻辑似乎更为原始。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无（rien）（如同我们开始的时候所谈论的物）。无论如何，某种语言（由词语、女性或者商品构成的语言）总是先于个体而存在。这种语言是一种社会形式，它是一种交换结构，却是无个体存在的结构。这一结构同时在两个层面上成为一种差异性逻辑：
（1）它在交换的意义上将个体的人转变为合作者，虽然不再存在个体，但却存在差异，他们的关系受到交换原则的规范。
（2）它将交换的物质载体转变为差异性的、具有意指性（significant）的要素。
这是真正的语言交往。它同样适用于商品和产品。消费就是交换。一个消费者从来都不孤独，就如同一个说话者不会孤独。而对于消费的分析的全部革命也就在于此：预设个体需要说话，并不能解释语言的产生（这种设定存在两个不可解决的问题：这种需要基于个体的存在；同时，在一种可能的交换中来阐释这种需要），然而语言存在着，它不是作为一种自发的绝对体系，而是作为一种与意义同时产生的交换结构而存在，并且言说着一种个人的意愿。同样，消费也并不源自消费者的客观需要，或者主体对物的一种最终意图：相反，在交换体系中，在物质的差异的体系中，在一种意指关系的符码体系中，在规定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社会生产——商品的功能性，个体的需要只能追随着它，适应着它，在将这种基本结构机制理性化的同时也压抑了它。
意义从来不存在于一种经济关系之中，即一种被理性化了的选择和计算之中，从来不存在于那些既定的、被预设为自发的、有意识的主体之中，也从来不存在于那些依据理性的目的而被生产出来的客体之中，而是向来存在于有差异的、被体系化了的一种符码之中，与理性化的计算相对立。意义是一种构建社会关系的差异性结构，而不是主体本身。
6.凡勃伦和设定的差异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参考一下凡勃伦的理论。尽管他是从个体而非从阶级的角度，从声望的相互作用而非交换结构来阐发差异性逻辑的，但他的理论却显然优于那些追随他的人，以及那些假装“超越”了他的人。这些人自认为发现了整个社会分析的原则、本质逻辑的基础以及差异性的机制——在此并没有从内容上添加什么变化了的原则，也没有给出一些变化了的形势，而是给出了一种变化了的关系性结构。凡勃伦的理论向我们表明：社会阶层（包含差异性的阶级以及地位的竞争）的生产是如何成为一种基础性的法则，以用来安置和吸纳其他的逻辑，例如意识的逻辑、理性的逻辑以及意识形态的逻辑、道德的逻辑等等。
社会通过具有区分性的物质载体的生产来调节自身：“关于消费品的取得和累积这类行为，一般总认为其目的是消费……但是如果要说明为什么对商品的消费必然会引起对商品的累积的动机，那就得撇开上述的简单意义，只有在相差很远的另一意义下才能有所领会……占有了财富就博得了荣誉，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意义的特征。”[11]
7.休闲
“明显地不参加劳动就成为金钱上的优越成就的习惯标志，就成为声望所归的习惯指标。”[12]生产性劳动是低贱的：这种传统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伴随着社会区分的复杂化而被加强了。最终，它似乎成为了一种绝对的命令，一种众所周知的公理——甚至存在于中产阶级对劳动的赞扬与对懒惰的谴责之中。今天，这一传统被统治阶级自身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恢复了：首席执行官（P.D.G）一天辛勤工作15个小时，这是指派给他的劳动量，是他的一种象征。事实上，这种形式上的恢复，只是从反面将贵族休闲的价值的力量在更深层面上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