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的纲领——《应诏统筹全局折》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震动和愤慨。康有为鉴于情势危急，心怀“胶东之耻”写了《上清帝第五书》。他说：“割台之后……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提出即应采择的三策：“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其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其第三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表示“不能为亡国之君”的光绪帝，看到这个奏折，很受触动，赞赏康有为的胆识，准备召见，询谋变法。
稍后，康有为在2月又呈递《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记》，并附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同时写了《上清帝第七书》。这次上书主要内容建议皇帝以彼得大帝为楷模，出国考察，借鉴外国，以君权变法，接近人民。他说：隋炀帝“畏闻盗贼”，明万历帝“久不视朝”，提供着反面的“倾国”教训。当然，康有为是依据需要而美化彼得大帝，把历史看成帝王将相创造的，这也恰恰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戊戌保国会
在反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抗议声中，1898年1月，康有为联络广东旅京人士组成粤学会。接着，自称“南海先生弟子”的内阁中书林旭主持成立闽学会，御史杨深秀、御史宋伯鲁、总署章京李岳瑞等主持成立陕西、山西联合的关学会，久居京师、熟悉朝局的内阁侍读学士杨锐在旅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这些分散的地域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的出现，表明维新运动的高涨。这时，在上海就医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也赶到北京，协助做联络宣传工作。
1898年春，时局动**，各省参加会试的举人来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受爱国知识分子的推动，四月发起成立“保国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维新人士和爱国官僚200多人，从公布的《保国会章程》来看，它的活动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保国、保种”是指保卫国家和民族生存，“保教”是指保卫托古改制的孔教不失，这个爱国政团的改良性质是异常鲜明的。4月12日保国会正式成立，并在广东会馆召开第一次大会。康有为声气激昂的救亡演讲轰动京城内外：“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天津《国闻报》、澳门《知新报》转载康有为的演讲稿，迅速扩大了保国会的社会影响。保国会倡议各省、各府、各县设立分会，响应这个号召，北京出现了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改良救亡小团体。假如说过去强学会成立，促使报刊宣传有很大发展的话，那么保国会出现，则给后来的百日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4月21日，保国会第二次集会于崧云草堂，梁启超发表演说，呼吁“合群策”“合群智”“合群力”，以推动变法救亡。接着，又在贵州会馆集会。每次到会者常在二百人以上，康有为住所宾客盈门，“应接不暇”。
戊戌保国会的活动，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京城谣言四起，荣禄对别人说：“康有为立保国会……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他们鼓动守旧派御史黄桂钧写了《禁止莠言折》诋毁保国会纠合力量，使“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将造成“会匪闻风而起”的形势。军机大臣刚毅准备查究入会的人，光绪帝阻止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
这是百日维新前新旧势力另一次激烈冲突，它比起强学会成立后的斗争，更具有复杂和公开化的特点。
百日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