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1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革命运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描述了欧洲激进革命的一系列失败,从遭到血腥镇压的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开始,紧接着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很快流产,以及当时就表现出的“法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失败”,一直到随后“欧洲各国(普鲁士、奥地利、那不勒斯)……中等阶级”的失败。波兰、爱尔兰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希望也由此都破灭。俄国沙皇重新——正如拿破仑第一失败之后——统治了欧洲。马克思感到,野蛮战胜了文明。
不过,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马克思拒绝听天由命:“因此,打倒法国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欧洲解放的口号。”[1]但为了能够取得胜利,这块“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即英国首先还必须经历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2]。最后,马克思看到了乐观的一幕,不过这很快就完全被历史推翻了。后来他总是谨防将自己对即将出现的革命发展的希望如此明确地表达出来。马克思对拿破仑第三政变的分析非常具有洞察力。拿破仑第三于1848年12月10日以压倒多数的540万张选票(战胜了成功镇压六月工人起义的欧仁·卡芬雅克[EugèneCavaignac],他有140万张选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令同时代许多人吃惊。三年后他发动政变当选总统,并最终于1852年当选为法国皇帝。
路易·波拿巴当选三周之后,马克思写道:只要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所执掌的“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没有被摧毁,“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都是不可想象的,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善良愿望”。
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这个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但是,凡是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都是世界战争。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鲁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而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军的首领,但由于这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并赎偿它对十八世纪革命所犯下的罪过。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今天,马克思这本关于路易·波拿巴走上法国独裁之路的著作被看作是社会学历史分析的例子。与一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做法不同,马克思在法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作出了细致的区分,并且注意到了资产阶级自身内部的差异。从1848年二月革命到拿破仑第三政变的发展被他解释为党派和个人的斗争,他们各自表达了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最后法国资产阶级由于感到“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一种威胁而将政权移交给以路易·波拿巴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是第一个“现代的”、表面民主合法的专制。马克思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对这种专制的特征作了透彻的分析。这里,他刻画了胆怯的资产阶级形象,资产阶级——为了逃脱臆想中即将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放弃议会统治,使行政权成为唯一的政治统治力量,以及在“十二月十日会”中建立起的流氓无产阶级,即路易·波拿巴的卫队,最后还刻画了占法国人口多数的小农——为波拿巴这个伟大的名字所迷惑,想起了伯父的乐善好施——于1848年12月10日为“小波拿巴”赢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