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地讲，辩证法的革命性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面，即思维方式的革命性与社会历史观的革命性。前者更侧重于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颠覆性理解等方面；后者则要求找到历史的现实主体与实现途径，在实践中促成哲学的现实化。二者都是与解放理论密切相关的。
一、思维方式的革命性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把特定的主体和客体看作是现实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并认为“真正推动世界前进的东西是矛盾……事情不能以矛盾作了结，矛盾会自己扬弃自己”[1]。辩证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对对象世界的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把握，以打破知性逻辑所无力应对的因果强制性。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2]。
然而，恩格斯的关于辩证逻辑革命性的论断却不适用于“否定的辩证法”。虽然阿多诺的“否定的逻辑”也主张否定“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却丧失了黑格尔哲学的时代背景。在黑格尔哲学的时代，神学思维至上，黑格尔哲学甚至把神学也作为“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而打破了僵化迷信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开创性的。黑格尔的思想曾经影响了他的时代，而就“否定的逻辑”的影响力而言，还远远谈不上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
或许，我们可以把“否定的逻辑”概括为一种“无上帝的宗教”的逻辑。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激烈地批判一切强制统一性因素，甚至在思维方式上都试图为传统的统一性理性思维方式提供一个自我批判的基地。然而，阿多诺的“否定性”仍然是一种理论上的批判性，它实际上标榜的是传统理性的“忏悔”。在某种程度上，否定的辩证法与马克思所总结过的路德新教的缺点有很大相似之处：它“已经不再是世俗人同世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他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他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3]，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新教”。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同黑格尔一样，阿多诺的“否定的逻辑”仍然是一种虚构的逻辑，他们不是从人类历史的现实运动出发去总结历史的逻辑，而是把自己的逻辑强加于人类历史。如果说，黑格尔哲学还坚持着一种“总体性”的思维图示，对异己的历史因素还多少有些包容，进而把其规定为自身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话，那么，在阿多诺的“否定的逻辑”中，它们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一切与他的逻辑相违背的社会历史因素在他看来都是旧哲学以及理性“同一性”的余孽，都是应该批判的对象。因此，“在阿多诺这里，辩证法变得非历史化，以包含作为概念的统治的起源的整个西方文明。因此，批判理论甚至不再企图通过描绘详细未来得以发生的必要中介环节。最终，它退到一个无可退却之处，以保卫特殊性、自律性不受据说已经被总体管理的社会的侵害。在这样的社会里，思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消失了”[4]。由于自身逻辑的非历史性，它的批判的矛头最终是虚幻的，丧失了明确的目标，不但批判性是不彻底的，反而远离了革命性。
二、社会历史观的革命性
批判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要成为革命的，首先就需要有自己的明确的革命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