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批判精神和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清代前期（1644—1840年）的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明代中叶开始出现的封建社会内部的微弱的变化，明清皇朝的更迭，清前期的文化政策，以及古代史学的2000多年的积累，这些原因造成了清代前期史学具有总结和嬗变的特点。嬗变，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的批判精神的发展上；总结，则不仅表现在历史思想、史学理论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历史文献方面。清代的官修史书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在清初的史学家中，黄宗羲（1610—1695年）的历史批判精神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他的《明夷待访录》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为核心，阐明了作者对历史的批判性见解和进步的历史观。作者阐述了“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到“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根本性变化，指出了封建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实质。作者指出，封建专制政治把本应“为万民”的为臣之道变成了“为一姓”，君臣本应是师友关系却变成了主人同仆妾的关系；作者指出封建社会的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作者指出“天子之子不皆贤”，因而君主世袭制是不合理的，等等[1]。这些批判，一般还限于以“三代”同后世相比而论其是非，没有能够从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必然性来揭示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其激烈的程度和包含的理性成分，毕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前人所没有达到过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有鲜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论和政论。顾炎武论其书说：“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2]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对清代学术和清初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著的《明儒学案》及其始撰的《宋元学案》二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在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是关于学术史的总结性成果，与之相媲美的，是王夫之（1619—1692年）所著《读通鉴论》《宋论》，王夫之提出了历史评论的总结性成果。《读通鉴论》三十卷，是作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系统的历史评论，约九百条。所论，起秦朝，迄五代，而所涉及者，则上自三代、下至明朝。其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精于辨析的兴亡论、重视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本书之历史价值的几个主要方面。王夫之以“理”和“势”来说明历史的进步，认为“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3]，这个思想，贯穿于全书。王夫之辨析历代兴衰存亡的原因，认为，第一，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他以秦、汉、宋、明的历史来证明这个认识。[4]第二，天子重“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他举西汉、西晋、中唐、北宋历史来说明这个问题。[5]第三，“风教”存而国存，“风教”亡而国亡，他举东晋、南朝的历史以证己说。[6]他还指出“伪德”“伪人”对于政治的危害，一旦弄到“上下相率以伪”的局面，便难以收拾了。[7]王夫之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作用，认为：“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8]王夫之的《宋论》十五卷，详评宋代政治得失，是《读通鉴论》的姊妹篇，这两部书是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