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家之言

一、秦与汉初历史思想的发展

秦汉的政治统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政治统一给予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动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即认识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因此，他采纳李斯的建议，不为封国而设郡县，这在历史认识和政治实践上都是一件大事。可惜秦始皇没有把总结历史经验的工作继续下去，竟然演出了“非秦记皆烧之”的史学悲剧，而且殃及《诗》《书》、百家语，接着又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使人不敢再道及秦国以外的历史。[1]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办法来统一思想，这不仅是史学工作的失误，而且是政治统治的失误。

刘邦作为楚汉战争的胜利者，在建立西汉王朝以后，起初也不曾想到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他的高明之处，是适时地接受了陆贾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启发，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可以想见，刘邦君臣为巩固政治统治而如此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从史学上看，这无疑推动了人们的历史思想的发展。陆贾根据“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这一认识[2]，指出秦朝的统治者不懂得这个道理：“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3]他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认为：“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4]《新语》作为汉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的第一部史论和政论，它的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对当时和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贾谊和晁错是陆贾之后汉初著名的政论家和史论家，他们的政论和史论，大致上都是跟陆贾一脉相承的。贾谊的论著中有不少分析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名篇。他认为秦亡的历史教训，归结起来就是“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5]。他列举具体历史事实，反复阐述“取与、攻守不同术”“攻守之势异”的道理[6]。这跟陆贾说的“逆取而以顺守之”，是相通的，这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重大历史经验上的共识。贾谊把历史经验运用于当世，提出著名的《治安策》。其主要论点是：第一，关于封国问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第二，关于秦朝以来“以侈靡相竞”的世风问题，主张皇帝本人要亲自过问“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的事情。他的这两条建议，都被汉文帝采纳了。

晁错在《举贤良对策》中，根据汉文帝诏策提出的问题：关于“明于国家大体”，他“以古之五帝明之”；关于“通于人事终始”，他“以古之三王明之”；关于“直言极谏”，他“以五伯之臣明之”；关于“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他“以秦事明之”。他论“秦事”，又是从“能兼六国，立为天子”，讲到“上下瓦解，各自为制”[7]。从五帝、三王、五伯到战国与秦，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做出总结，这是很有意义的。晁错根据历史经验，在封国问题上力主“削藩”，终于为此献出了生命。

陆贾、贾谊、晁错的历史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十分重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并把它同当时的政治统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司马迁论陆贾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8]班固引用刘向的话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9]司马迁、班固还肯定晁错的“为国家树长画”“锐于为国远虑”的思想和精神。汉初历史思想的发展，是史学成一家之言的准备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