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
一、从“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说起
《世说新语》有《识鉴》篇，讲的是对人的鉴识。《文心雕龙》有《知音》篇，讲的是文学作品的鉴识之难。它指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作者刘勰认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知音其难”的种种原因，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指出了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一个个误区。同时，他也十分谨慎地指出了批评家如何走出文学批评误区的途径。刘知幾《史通》有《鉴识》篇、《探赜》篇，章学诚《文史通义》有《知难》篇，虽论史学批评，而其意多与刘勰相通，反映了批评家们的共识。
《史通·鉴识》篇以评论人物开篇，随即转向评论史传。刘知幾写道：
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1]
这里，刘知幾提出了“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意思是说，事物自身本有一定的尺度，而人们对它的审察、评论往往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人们的学识、思想的差异造成的，所以才会出现对于同一事物的“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关键。
刘知幾把《鉴识》同《探赜》联系起来，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史学批评是一件严肃而又艰难的事情。这就是说，在史学批评上，人们只有通过“探赜”，才能达到“鉴识”。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涉及史学批评中之主体修养与正确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浦起龙《史通通释》按语说：《鉴识》篇是“人之辨史”，《探赜》篇是“论论史”。他说的“史”，指的是史书，这说明浦起龙是深于这两篇的论旨的。
刘知幾认为“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这是极而言之。他说的“世缺知音”，显然是受了刘勰讲的“逢其知音，千载其一”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章学诚的认识似近于符合实际。他论《知难》说：
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2]
章学诚指出所谓《知难》，不仅在于“读其书，知其言”，而尤其在于“知其所以为言”，这就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把刘知幾说的“铨核得中”讲得更具体、更深刻了。知言之难，故于评论不可不慎。在这一点上，刘、章主旨是一致的。至于章学诚所批评的“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的现象的存在，恰是道出了史学批评之误区的难以避免。这正是刘知幾《史通·探赜》篇所要论述的主旨。
二、误区种种
《探赜》篇首先指出，评论的失误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这就是：“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3]如果评论曲解了作者的思想而贻误后学，这是双重的错误，自应是不良后果中最为严重的。这些话，反映出了刘知幾对评论的严肃态度。
根据刘知幾的概括，史学批评大致有以下几种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