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理论修养与历史研究[1]

第三个层次的理论是在具体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认识。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并不完全是依据史料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从事实的层面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才能对所研究的对象有深刻的认识和明确的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和辩难。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如所谓“五朵金花”之一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和辩难就是其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历史材料来说，大家各有深入的发掘，问题在于怎样判断这些材料的性质，这就需要有理论的说明，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特点的分析。应当说，诸如此类的学术论争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和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高。不论是史学家群体还是史学家个人，都是如此。前面提到的范文澜总结自己对中国历史研究与编写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即“非历史主义”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其中包含“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都反映了范文澜对历史的认识，尤其是理论上的认识，这成为他的“独断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又如，白寿彝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关于统一多民族的历史”以及“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等问题，反映了他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和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这也成为他的“独断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18]这里说的“独断之学”，语出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本意是指独到的见识、论断的高明，他认为：“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19]这就是说，高明的论断和严谨的考据都是治学中所必需的，如果二者“自封而立畛域”，不相联系，则有“两伤之弊”。章学诚的这一认识，对当今的史学发展，仍具有启发意义。

当然，这三个层次的理论不是割裂的，第一、第二两个层次的理论，对第三个层次的理论所得具有指导的作用，而第三个层次的理论所得，则有可能丰富第二个层次以至于第一个层次理论的内涵。认识这种关联，对提升史学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十分重要。

三、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的实际意义

史学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并不表现为把理论挂在嘴边，也不在撰述中连篇累牍地引用经典，而是蕴含在思想深处，渗透于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和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这同把理论简单化和形式化有根本的区别。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有多方面的实际意义。

第一，理论修养有助于明确治史的方向，严肃治史的宗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认识社会同史学的辩证关系，即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史学，而一定的史学又反作用于这个时代；同时，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又有独立存在并影响当世与后世的特点和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史学史的基本方向。准此，则史学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常常把人们引向错误的方向，认为史学同意识形态无关，同政治无关）。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所谓严肃的治史宗旨，亦即由此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