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思想异常活跃的世纪之交的年代。从学术史来看成，百年回顾，恰是为了在新世纪到来后更好地迈步。史学亦然。
20世纪的中国史学，从世纪开始时就有“新史学”的提出，如今将要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百年之中，学派林立，名家辈出，硕果纷呈，或推重方法，或讲求史料，或倡言史观，林林总总，可谓辉煌。今天人们面对百年史学，不论是回顾，是总结，是批判继承，是重新评价，该从何谈起呢？尽管见仁见智，在所难免，而学术史的研究毕竟是严肃的事业，需要人们严肃对待；同时，史学同任何事物一样，其发展也必有基本和本质的方面，也需要人们认真看待。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从中国史学发展之总的进程来看，从史学的本质属性来看，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认清这一点，是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关键。
20世纪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即从古代历史思想之积极成果——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一个阶段完成于20世纪初；后一个阶段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史学上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而后者则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关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如何引入，如何传播，如何确立，足资参考。那么，为什么说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
首先，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20世纪的中国史家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如“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认为：史学即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于是便产生了“历史哲学”；“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这样，他就把“公理公例”“历史哲学”同“良史”直接联系真来了，又如从疑古走向考信的顾颉刚，在其于1945年所著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的“引论”中，关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之进步的原因，也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他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比之于梁启超之限于“良史”的判断来得更加广泛。再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郭沫若，在其第一部历史著作中不无针对性地指出：“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其锋芒不在梁启超之下。
最后，历史观的进步与变革，是历史学在其本质属性上的进步与变革。李大钊曾撰《史观》一文，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3]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还说过：“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4]他的这些论述，一则表明了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表明了历史观之决定着史学的“实质”，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对于每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进步的历史观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的结论；历史文献、史学方法、社会环境、相关学科、主体素质等，都会影响到历史研究的过程及其结论。但是，人们考察一个时代的或一个历史阶段的史学面貌时，无疑应当把历史观放到应有的位置上予以关注，这对于人们就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做出恰当的判断，都是有益的。对20世纪中国史学，亦应作如是观。
[1] 原载《今晚报》，1997年9月18日。
[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4页。
[4]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