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宋以降，蓬勃发展，明清以来，数量剧增，不下二三千种，由此引发关于野史的汇编刊刻屡有所出，成为史学发展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最近20年来，或重印旧编，或裒辑新集，或以野史名书，或以笔记题签，均时有所见，显示出中国人对于野史笔记的新的浓厚兴趣。
一、从“自爱垂名野史中”谈起
中国史书自唐初成书的《隋书·经籍志》（656年）分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至清乾隆时修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年）分史部书为15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其间相距1100百余年，历代官府、私家所修目录之书，于史书分类上虽有所损益，然大致不脱离上述基本框架。在一般的文献目录书中，尽管见不到以“野史”为名的分类，但野史作为一个有广泛含义的概念与撰述范围却是早已存在的。
野史之名，始见于唐。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2]史载：“（唐昭宗）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太和，终于龙纪，目曰《太和野史》。”[3]又有撰人不明的《野史甘露记》两卷[4]。这或许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以“野史”为名的著作。两宋以下，以野史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北宋龙衮撰《江南野史》[5]二十卷，今存十卷，记述南唐史事；孔毅甫撰《野史》一卷，记北宋官员、学人四十事[6]；《宋史·艺文志二》著录《新野史》十卷，《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著录《野获编》八卷、《傃庵野钞》一一卷、《三朝野史》七卷、《野记朦搜》十二卷、《南诏野史》一卷；清代以来则有《南明野史》《清季野史》等。实际上，以“野”名史者只是野史中的极少一部分，野史的真正数量要比这大得多。宋人左圭所编《百川学海》、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清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以及近人编纂的《清朝野史大观》等书，都汇集了丰富的野史撰述。
从野史的渊源来看，它与杂史有密切的联系。唐沙仲穆所撰《大和野史》即著录于“杂史”类。明人所著《澹生堂藏书目》，于“杂史”类分列野史、稗史、杂录三目，亦可证明野史与杂史的联系。《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小序，概述了杂史的面貌及其在体例、作者、内容上的几个特点：从整体面貌上看，有些史书，“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此其一；从作者身份来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此其二；从体例来看，东汉以下，史学逐渐突破官府藩篱向民间发展，故“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此其三；从所记内容来看，“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此其四。杂史的面貌及其所具有的这几个特点，使它和正史有着明显的界限和区别，也可以说是它“野”的表现。“杂”与“野”是有联系的。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胪列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凡10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其中即有不少属于野史之列[7]，而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帝王之事”的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