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1]

在通识与智慧方面与魏徵相近甚至超过魏徵的史学家、政治家杜佑，因没有具备类似于魏徵所具备的历史条件，其价值与影响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杜佑在其约60年的政治生涯中，有三件事是值得后人关注的：一是他作为封疆大吏，以淮南节度使的身份，镇守淮南十四年；二是他在唐宪宗时居相位十年，受到朝野的敬重；三是他在为官期间，以三十六年时间撰成《通典》巨帙，凡九门二百卷，传播于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

《通典》的通识，一是贯通历代典章制度，自传说中的黄帝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个别史事下限写至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其上书为贞元十七年）；二是贯通历代“群士论议”，这可视为兼容历史上各种见解的“通论”；三是杜佑本人的融会贯通之论。尤其是后者，充分显示出杜佑在通识的基础上所提炼出来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历史智慧的凝聚。《通典》的史论，有序、论、说、议、评。序，有全书之序，有门类之序，还有篇章之序。论，有前论和后论。至于说、议、评之间的区别，杜佑在《通典·礼二·沿革二·吉礼一》的一首“说曰”的文末自注说：“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他皆同此。”这一段话对于理解《通典》史论的含义，理解杜佑的所谓“说”“议”“评”的真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这段引文的本义来看，杜佑所谓“说”“议”“评”是属于三个层次的史论：说，是阐说“经典”的深奥；议，是议先儒的“未明”之义；评，是评“先儒”所据之理的优劣。概括说来，这三个层次就是经典、义、理的区别，故分别用说、议、评表示出来。这里除了反映出作者在三者之间所把握的极其鲜明的分寸感之外，还有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极谨慎的态度。[9]

杜佑的通识与智慧因所处历史条件及最高统治集团的群体素质均不能与魏徵相比拟，故其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并未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重大作用。尽管如此，《通典》一书作为贯通的制度史专书及其丰富的史论，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在当时已经受到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与杜佑同时代的人们评论《通典》说：“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10]“诞章宏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11]清代乾隆皇帝从治国安邦的角度高度评价《通典》说：“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12]从这些评价来看，可知《通典》一书在“经邦”“致用”方面所蕴含的历史智慧是非常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