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以同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两人。一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二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成长时期产生的两部巨著，它们奠定了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同时开“二十四史”之先河，成为纪传体史书的杰出的代表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时期出现的浩大的史学工程之一，成为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往往被用来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代表性著作。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一般读者，甚至历史学专业工作者都难以遍读；即使是与《资治通鉴》内容相关的“十七史”，尽读亦属不易。《资治通鉴》就不一样了，不仅卷帙少得多，而且全书贯穿一气，是一般读者能够通读下来的。岳麓书社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需要和专业工作者研究的方便，以涵芬楼影宋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即通常所称“乙十一行本”白文标点出版，与现今中华书局胡注点校本并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出版者嘱我为《资治通鉴》白文标点本写一篇序，意在对这部书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以便于读者的阅读。我是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
一、《资治通鉴》的体裁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959年），记述了其间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三十卷，与之相辅而行，《目录》相当于大事年表，《考异》是说明史料取舍之故。
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记事，易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我国的编年体史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春秋》《左传》，自东汉荀悦著《汉纪》以后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而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编年类”史书共有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实际数字，当不止于此。这些书大多早已亡佚，而且一般也都是记一个时期或一个皇朝的史事，其中以今存的《汉纪》和东晋袁宏所撰《后汉纪》最为知名。值得提出的是，唐代史家在通史撰述上是做出了不小贡献的，这些通史撰述在表现形式上有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传记体、文征体等，从而把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萧颖士、马总、姚康都曾撰有编年体通史著作。萧书“起汉元年讫隋义宁”，凡百篇。[2]马书名《通历》，起自“太古”，迄于隋朝，凡十卷。姚书称，《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共三百卷，是一部部帙宏大，内容丰富的著作。[3]萧，姚二书已佚，马书佚前三卷，存后七卷。这些事实说明，《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巨制的产生，是我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
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总结历史上的通史撰述成就时指出：“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4]《通典》和《大和通选》出自唐代，《资治通鉴》和《通志》出自宋代。章学诚从唐宋时期通史撰述大发展的史学演进趋势，高度评价了《资治通鉴》在编年体史书以至整个史学发展上的重要地位，这个见解是十分中肯的。
二、《资治通鉴》的内容
《资治通鉴》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司马光自述本书的主旨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