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与断代

——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

一、马、班历史视野的歧义

史学家对历史的观察，因其旨趣和视野的不同而会产生种种歧义。会通与断代，是比较突出的一种歧义。对于这种歧义的讨论和批评，一般都要从司马迁、班固说起。

司马迁著《史记》的目标之一，是“通古今之变”。他在这方面的具体的撰述要求，大致可以概括为五点。第一，探究“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或者说是“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从政治的兴衰得失之故上着眼的。第二，考察“礼乐损益，律历改易”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承敝通变”，这是从典章制度和社会风气的演变着眼的。第三，在观察历史的视野上，他是“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认为“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这是从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着眼的。第四，他“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历史文献的搜求和处理上着眼的。第五，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即除王侯、皇帝、封君外，凡“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为之作传入史，这是从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着眼的。因此，《史记》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结构恢宏的“历黄帝以来至（汉武帝）太初而迄”的通史[1]。

东汉班固著《汉书》，因着意强调“汉绍尧运，以建帝业”，故不赞成把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他的撰述目的，是要证明经王莽之后“系唐统，接汉绪”的东汉皇朝之“盛哉乎斯世”的伟业的由来。班固说：“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2]他作《典引篇》，歌颂“高、光二圣”，“以膺当天之正统”；又说“赫赫圣汉，巍巍唐基”，天、地、人之伟绩“匪尧不兴”“匪汉不弘”[3]。西汉皇朝的历史已经结束，而东汉皇朝创业未久，班固生当其间，其历史视野集中于西汉一代史事，自有历史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原因，这里不再一一考察。《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值得注意的是，《汉书》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所谓“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4]，正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它的纪、表、志、传的内容。

由于旨趣不同，视野各异，司马迁着意于“通古今之变”，班固更看重究一代始末：前者放眼于以往全部历史，后者则瞩目于跟本朝有密切关系的最近一段历史。他们各自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反映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

通史撰述的萌芽起源于战国时期，如《世本》《竹书纪年》。但真正确立了通史规模的书，是《史记》，这是司马迁的首创。班彪称：“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5]班固也赞叹司马迁《史记》“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应当公正地说，《史记》的通史价值，班氏父子是有所认识的。然而《汉书》问世后的四五百年间，其历史命运却比《史记》好得多：不仅“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6]；而且自南朝梁、陈至隋及唐初，《汉书》已成为专门之学，而“《史记》传者甚微”[7]。

会通与断代的歧义及分途，由来已久。

二、刘知幾对断代为史的推崇

刘知幾《史通·六家》篇分史书为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刘知幾认为：“《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这是指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以下，如梁时有《通史》，北魏有《科录》，唐初有《南史》《北史》。“《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这是指断于一代、尽其首尾的纪传体史书，《汉书》以下如《东观汉记》《三国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