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和理论
一、鸟瞰史学批评的历程
中国史学产生于先秦时期，在秦汉以后逐渐发展起来。而史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并不完全与史学的发展同步，至少在它的早期阶段是这样。
但是，史学批评的意识，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滋生。如《左传》之评论《春秋》，是很有代表性的：“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1]孟子也有关于《春秋》的评论。[2]不过，这种意识还不是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这是因为：第一，它不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提出评论的，带有就事论事的性质；第二，这种意识所产生的评论，一般地说，还不具有调整史学发展的明确目的。
中国古代史学开始有自觉的史学批评，大致当从两汉说起。《史记》和《汉书》虽然都是历史著作，但它们对史学批评也有相当广泛的涉及，而其所论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司马迁、班固的历史撰述思想相联系。《史记》评论《春秋》与先秦时人评论《春秋》显示出明显的不同：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3]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4]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5]
故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6]
这几段话，分别讲到了《春秋》所记史事的详细程度（与《尚书》相比较），它的内容和思想，它在史事上的处理、表述上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显然，这是从史学的发展上来评论《春秋》的。司马迁对《春秋》的评论，还突出地反映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详细地记下了跟上大夫壶遂的辩难，阐述了对《春秋》的全面的认识，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他还特别强调了“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君父”者，“为人臣子”者，“不通于《春秋》之义”的害处。他表面上不同意壶遂把他撰述的《史记》同《春秋》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春秋》正是他心目中的楷模，是他撰述上追求的目标。此外，司马迁对先秦其他史籍，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史记》中一些篇的首序和后论，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方面的见解。
在司马迁之后，有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继之而起。刘氏父子校理群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7]，“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8]，于史籍多有评论。班氏父子因《史记》而著《汉书》，故其评论主要针对《史记》而发，文虽不多，但集中表明了他们同司马迁在撰述思想上的异趣。[9]二刘、二班在史学批评上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
可以认为，从司马迁到班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真正具有了明确的史学目的而开始起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脱离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主要之学。这时期，出现了评论历史专书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谯周《古史考》二十五卷、刘宝《汉书驳议》二卷、徐众《三国志评》三卷，分别是关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的评论，可惜都已亡佚。从现存的许多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史注中，也可以见到注者对所注史书的一些评论，但它们一般重在注而不在评。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史学评论的专篇，其中以《文心雕龙·史传》篇最为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