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恢宏的历史视野
中国古代有极丰富的史学，它在三千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培育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中国史家具有恢宏的历史视野，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的优良传统。从《尚书·召诰》说的“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到龚自珍倡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这种历史意识从古代一直贯穿到近代，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史学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正是这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之民族特点的反映。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通过史学的发展，反映在历史观点上的成就，首先，是认识到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其次，是承认历史是变化的，因此，“通古今之变”成为史家追求的目标之一。再次，是肯定历史在变化中的进步，反映出鲜明的历史进化思想。最后，这是最突出的一点，认为历史可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些历史观点，还有其他一些进步的历史观点，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每一个方面都有丰富的积累。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其中也包括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历史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深刻的历史意识表现为大原则上的共同的历史心理和历史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之凝聚力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正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
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一般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这种气势和规模，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已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司马迁的历史视野，不论在时间方面还是在空间方面都是空前的，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开“会通之道”的先河。皇朝史的历史视野因受皇朝兴亡的局限，不如通史那样辽远，但也颇具恢宏气象。
在司马迁以后，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他们的不同形式的历史撰述，发展了“会通之旨”，均显示出恢廓的历史视野。自《汉书》以下，《续汉书》、《宋书》、《魏书》、唐修《晋书》、“五代史”及《五代史志》等，也都展现了史家恢宏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