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不断走向社会、深入大众的趋势

在这段文字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是讲史范围扩大了，甚至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其取材多据《资治通鉴》、汉唐史书，同时出现了像王六大夫这样“讲诸史俱通”的高手。第二，《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南宋时即为说话人所采用，说明它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资治通鉴》部帙太大，不能广泛流传，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第三，讲史人和大众很关注本朝史事，所以《中兴名将传》能够赢得“听者纷纷”。第四，讲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当的数量，以致出现了像张小娘子、宋小娘子这样有名的讲史艺人。从事讲史的说话人，多称作书生、进士、宣教，还有称作官人、万卷的，或许这都是大众送给他们的雅号以致反倒埋没了真实的名字。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当史学通过说话（讲史）人和社会大众结合起来的时候，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讲史在元代也很流行。元末杭州城里有个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说野史”的[14]。同宋代一样，这时女性讲史也很活跃。时人杨维桢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记下了这位朱女士讲史的风采。他写道：

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舟娭春，过濯渡。一姝淡妆素服，貌娴雅，呼长年舣櫂敛衽而前，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唐，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至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15]

朱桂英女士擅长于讲三国、五代故事，也能讲北宋末年故事，她讲得“座客倾耳”，足见其说话艺术甚高。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州城讲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钱唐人，这或许可以说明元代讲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南宋临安讲史之盛的遗风。

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或称评话），它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这跟变文中的历史故事多以单篇存在有所不同。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话》，当是平话系列的汇刻本，可惜现在所见到的只有五种了。它们是《武王伐纣书（吕望兴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三国志》。《武王伐纣》平话开篇就说：“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国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这首诗亦可证明平话已形成系列。平话跟历史题材的变文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即平话是有说无唱，而历史题材的变文有些是有说有唱的。平话中常有诗句穿插，它是由讲史者念出来而不是唱出来的。[16]

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宋元话本中的平话，或取材于历代正史，或采撷于稗官野史，它们所说的历史故事、兴废争战，都跟史学有一定的渊源，但变文和平话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它们包含了许多民间传说和变文说唱者与讲史艺人的虚构、想象及创作。因此，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平话，都是与历史著作有关的文学作品；变文说唱者和讲史艺人的活动，也都是跟史学活动有关的艺术活动。从这里，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史学是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促进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至于平话成为演义小说的前驱，许多历史故事被搬上了戏曲舞台，也都渗透着史学对大众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史学对蒙学读物的推动作用，是它促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