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总结与嬗变

清代前期（1644—1840年）的史学，非常突出地显示了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发展到总结与嬗变的阶段。

（一）历史批判精神和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清代前期的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明代中叶开始出现的封建社会内部的新的微弱的变化，明清皇朝的更迭，清前期的文化政策，以及古代史学的3000年的积累，这些原因造成了清代前期史学具有总结和嬗变的特点。嬗变，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的批判精神的发展；总结，则不仅表现在历史思想、史学理论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历史文献方面。有清一代的官修史书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在清初的史学家中，黄宗羲（1610—1695年）的历史批判精神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他的《明夷待访录》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为核心，阐明了作者对于历史的批判性见解和进步的历史观。作者阐述了“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到“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根本性变化，指出了封建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实质。作者指出封建专制政治把本应“为万民”的为臣之道变成了“为一姓”，君臣本应是师友关系却变成了主人同仆妾关系；指出封建社会的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指出“天子之子不皆贤”，因而君主世袭制是不合理的；等等。这些批判，一般还限于以“三代”同后世相比而论其是非，没有能够从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必然性来揭示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其激烈的程度和包含的理性成分，毕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前人所没有达到过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有鲜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论和政论。顾炎武论其书说：“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25]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对清代学术和清初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著的《明儒学案》及其始撰的而由后人完成的《宋元学案》二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在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是关于学术史的总结性成果，与之相媲美的，是王夫之（1619—1692年）所著《读通鉴论》、《宋论》，提出了历史评论的总结性成果。《读通鉴论》30卷，是作者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系统的历史评论，约900条。所论，起秦朝，迄五代，而所涉及者，则上自三代、下至明朝。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精于辨析的兴亡论、重视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本书历史价值的几个主要方面。王夫之以“理”和“势”来说明历史的进步，认为“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26]。这个思想，贯穿于全书。王夫之的《宋论》15卷，详评宋代政治得失，是《读通鉴论》的姊妹篇。两书是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

顾炎武（1613—1682年）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重视读书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力倡“致用”之学。他一生有很多撰述：《日知录》是史学上的名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是纂辑的一部地理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这书的姊妹篇是《肇域志》；《历代宅京记》汇集历代都城史实，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都城历史资料专书；《亭林文集》出于后人编辑，反映了作者对专制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治学的主张。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指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反之，则“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27]他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是他的上述主张的实践，反映了他的深切的历史使命感。《亭林文集》中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都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理性色彩和朴素的民主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