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道”与“名教”

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在古代史学批评家的指导思想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刘知幾在《史通·曲笔》中提出“直道”和“名教”两个概念，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他认为这一类的“曲笔”具有特殊性，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可以允许的，因为他恪守了“名教”的规范。这里说的“直道”，主要是指史家的正直的品质；“名教”，是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礼法原则。在刘知幾看来，“直道”是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是检验史家个人品质修养在历史撰述上反映的尺度。而“名教”，则是当时社会秩序之最高原则的集中反映，是任何一个史家都应当遵守的原则。“直道”虽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名教”却带有根本的性质。

通观《曲笔》一文，“直道”的主要标志是“正直”。在《史通·直书》中，刘知幾赞颂史家因具有这种正直的品质，而攀登着历史撰述“实录”的高峰。所谓“直书”、“直词”、“良直”、“直笔”等，都是“正直”的具体表现，是史家主观道德在历史撰述实践上的要求。同“直道”相对而言，“名教”就不限于史家的主观道德了，它是客观道德原则的一种表现。其主要内容是“事涉君亲”，即君臣父子关系，这是比个人主观道德范畴更宽泛的社会伦理范畴。史家在历史撰述中，当“直道”和“名教”不能统一时，往往只有放下“直道”而服从于“名教”，即使是对史学批评取严厉态度的刘知幾，也不能不作这样的认识，足见“名教”对于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影响之大。

但是刘知幾又指出，史家“直书”，正是为了“激扬名教”，“曲笔”恰恰又是违背“名教”的。他举例说，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诞、毋丘俭，萧齐之兴而有刘秉、袁粲，宇文周之灭而有王谦、尉迟迥等，这些人都表现出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的“忠臣之节”。然而，《三国志·魏书》、《晋书》、《宋书》、《隋书》，各记其事时，“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于是他大发感慨，认为：“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17]仅此数例，便对“历代诸史”作出这样的批评，显然是过于言重了。这也正好说明，刘知幾把是否恪守“名教”原则，视为史学批评的一条根本性的准绳。

总之，维护“名教”的曲笔是可以宽容的，悖于“名教”的曲笔是必须反对的，而“直书”正是为了“激扬名教”。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推重“名教”的基本思想。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18]又说：“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19]刘知幾对史学的社会作用有明确的认识，这是他的卓见。但他这里说的“秽迹彰于千载”、“得失一朝，荣辱千载”，都着眼于个人或家族的得失荣辱，而对于历史的进退、社会的治乱盛衰反倒不怎么重视了。这使他难免陷入对于历史、历史人物片面注重作道德评价的狭窄范围，从而也限制了他的史学批评的视野和成就。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提出了“史德”问题。他说的“史德”，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心术”，二是“名教”。这跟刘知幾说的“直道”和“名教”，颇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