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下，对史论发表评论者，代有其人，刘知幾、朱熹、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等，皆为名家。这里只就顾炎武说略作介绍。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六中写了一则《〈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文不长，照录如下；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顾炎武这里说的，既不是如同《左传》篇中的“君子曰”，也不是如同《史记》、《汉书》纪传卷末的论和志表卷首的序，而是指的在卷末处史家借他人之语用以表示自己对所记史事的看法，他把这种表述方法概括为“于序事中寓论断”。这是不以史家见解直接形诸文字的论断，是史论中的又一种艺术境界。顾炎武列举了《史记》中的五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这一理论概括。其中，《平准书》末载卜式语是这样写的：“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按称皇帝为县官，此指汉武帝）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这是司马迁借卜式的话，批评了汉武帝、桑弘羊与工商业者争利的政策。《刺客列传》（即顾所说《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是这样写的：“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是叹惜荆轲刺秦王的失败，而借鲁句践的自责越发衬托出荆轲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
在顾炎武以前，刘知幾《史通·叙事》有关于“用晦”的论述，主要着眼于史事，跟顾炎武所论主要着眼于论断不同。明初撰修《元史》，其“凡例”最后一条是：“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70]今《元史》各卷之末，皆无“论曰”、“赞曰”、“史臣曰”，这或许是受《史通·论赞》的影响。不过，它所谓“不作论赞”是从形式上讲的，《元史》帝纪各卷之末，多有史家直接出面评论的文字，诸志与类传，亦多有序。这些都是史论。可见《元史》所订“凡例”，对于“据事直书，具文见意”的理解，似还停留在外部形式上，远不如顾炎武所论来得深刻。
顾炎武所论“《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并不限于他所举出的数例，而是有广泛的运用[71]。顾炎武提出这个问题，对于人们认识、研究中国古代史论的艺术，有很大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