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古代史家历来注意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上文举出的关于君主论的几种见解：荀悦论“六主”，着眼于历史评价；魏徵论“明君”、“暗君”、君主“十思”，着眼于道德评价；司马光论君主的“道”、“德”、“才”，是顾及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结合。
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是专论帝王之书，而着重于择其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的君主进行评论。下面一段评论，涉及对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之关系的认识：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内，可谓晋之明主乎？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君主称得上是“明主”？虞世南认为，只有“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的君主，才可称为“明主”。根据这个标准，他认为晋武帝算不上“明主”。
显然，所谓“立德”，讲的是道德标准；所谓“立功”，讲的是功业标准。对于君主来说，“立德”不止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还要顾及与个人道德修养有关的政治行为；“立功”无疑指对于社会历史所作的贡献。用“立德立功”的标准，或者用司马光的道、德、才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上的君主，应当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因此，从司马光以下，史学家们对于前朝的君主一般都不以“明主”相许，严肃的史学家甚至对本朝有作为的君主也不轻许以“明主”、“明君”的称号。还有一种情况，即便是在“功”与“德”两方面都有可称者，但尚未达到“可大可久”的程度，似也不能以“明主”相许。《帝王略论》即有此例：
公子曰：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版**，江东凋残，编户齐人，百不遗一。武帝经纶草创，而享祚不永，方隅犹阻，代敌未夷。文皇聪明睿智，纂承洪绪，群贤毕力，宇内克清，爵赏无偏，刑罚不滥，政事明察，莫敢隐情。国史以为承平之风，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弘广，推心待总，可谓宽仁之主焉。[202]
史家没有否认陈文帝、陈宣帝的“功德”，称前者有“承平之风”，称后者是“宽仁之主”，这是较高的评价了，但终不以“明主”相称。《帝王略论》对魏孝文帝的评价也类似于此：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世）之才，岂能至此。比夫武灵（按指赵武灵王），不亦优乎！[203]
作者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他“卓尔不群”，并把他称为“非常之人”和“命世之才”，但也只是说他优于战国时的赵武灵王，没有以“明主”相评论。这些事例表明，史家对于君主的评价，在事功方面和修养方面，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个标准甚至达到苛刻的程度，这正表明了中国史学在历史评论上的严肃性。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史学家们经常会遇到同一历史人物在功业上和道德上的不协调性或不一致性，即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以至于相悖。面对这样的问题，史学家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功与德都确有可论的，二者都论；二是功与德只有其中之一有可论的，即论其一。这里说的“论”，可以是肯定性的评价，也可以是否定性的评价。举例来说，如《帝王略论》之论诸葛亮和司马懿：
公子曰：诸葛冠代奇才，志图中夏，非宣帝（按指司马懿）之雄谋妙算，其孰能当斯勍敌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以此伪情，形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