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殖民中的西方中心论。东方的“他者”性

依据同一性思维而建构起来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分实际上已经内在地蕴含了自我主体的中心地位。具体到殖民主义语境中来考察自我主体，这一主体的自我已经变体为西方，相应的，作为客体的他者变体为东方。西方自我化，自我主体化；东方他者化，他者客体化。

在近代主体性哲学和启蒙话语中，存在着赛义德所说的“类型化”。从纯粹主体到经验主体，从“选择者”到“学习者”，从自为者到依赖者，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等级序列。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严密序列中，处于第一方阵的是那些理性潜力得到充分开发，理性能够很好地驾驭本能、爱好和欲求，渗透到它们之中，并且符合其本质规定性要求的理性主体和自主主体，这个最高序列的理性主体和自主主体往往是所谓专家知识分子和那些手握重权的当权者的化身。处于第二序列的是那些接受了一定的启蒙教育，具备了一些不太精深知识的“半吊子型”（索雷尔意义上的）的“理性人”。处于第三序列的是那些尚未接受完整启蒙教育的潜在主体，这些潜在主体是那些尚未受过系统启蒙教育的诸如儿童、妇女、精神病人或愚昧者等人群的化身，他们依赖于理性主体和自主主体，并通过进一步的启蒙教育能够成为理性主体和自主主体的学习者和依赖者。就其现状而言，这些人还不是名副其实的主体，但他们已经处在理性主体和自主主体的包围之中和统治之下，处在第一方阵主体序列的启蒙和引导的范围之内，通过学习训练和启蒙教育可以由潜在主体转变成为符合本质规定性要求的主体。处于这个等级序列最低层次的是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国家的民众，他们尚未进入文明圈子，是仍处于愚昧之中的“野蛮人”。这些人虽然也具有某种理性培育的潜力，但还没有开始学习培训和启蒙教育的过程，他们与名副其实的主体之间的距离还很遥远，必须加强其与文明社会的紧密交流，才能促使他们尽快成为主体。[25]

美国学者鲍尔斯和金蒂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把上述等级序列描述为“选择者”和“学习者”的对立。“选择者是披着耀眼的自由主义盔甲的骑士，而学习者代表了零余者一类——其身份不包括、其行为不支持（无论这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简而言之，学习者是那些未被视作理性自为者的人。选择者的身份在自由主义的话语里一直适用于受过教育的、拥有财产的白种男性家长，并且通过历史发展以不同方式适用于其他人。学习者的身份在自由主义的话语里始终适用于儿童、犯人、‘精神病人’和未开化的人。它也曾以不同的方式适用于妇女、奴仆、工人、特定的种族和文化，后者由于他们的生物结构或社会行动被认为或多或少永久地剥夺了理性自为者的身份。”[26]在边沁的“圆形监狱”计划中，这种对立表现为“一个分裂的世界，在那里理性的和道德的自为者实施对非理性者和依赖者的公正的和侵犯性的监护”[27]。这个“理性自为者”和“选择者”在索雷尔的《进步的幻象》中则被描述为“上流人士”和“文明人”。“上流人士居上，他们通晓如何以一种投入的态度在不管什么主题上发言；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处下，他们应把主人的高远概念付诸实际”，而“十八世纪的文明人总是把自己放在以理性名义治理的博学的寡头集团这样一种位置。据说主人富于首创精神、启蒙和思想，而他们权利的代理者却不过是被动的存在，盲目行动，按常规办事”[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