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政略大转折，在积极的成果背后，牵涉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因而在不少具体政策上，前后缺乏政见的连贯性。如对吴佩孚的认识，就几乎来了个乾坤颠倒，事变前夕还反对孙吴联盟的蔡和森，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政治上孤立的吴佩孚，尽管有独裁者的本能，但也许会与同样孤立的孙中山携起手来，双双步入中国革命的先锋地位”的看法，赞扬孙吴联合是进步势力的结合。[73]陈独秀也将吴佩孚的讨伐段祺瑞、张作霖视为“革命的行动”，因为段、张这班卖国的反动派失去政权，“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能够得着政治上发展的机会”。[74]对陈炯明的态度更是前后迥异。因此这一转折为广东支部成员难以理解和接受，也不足为怪。何况在此之前，中共党员对时局持有不同见解，甚至发表不同的看法，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很少要求组织上的一律。本来认识不同导致政策不一致，也很正常，蔡和森后来总结时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但这次突变所引起的分歧对于中共的生存发展造成极大威胁，由于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转变不理解，多数党员对党采取消极态度，使中共中央必须加强纪律和集中制，否则无法贯彻既定路线。结果中共在经历政治策略转折的同时，必须进行组织建设的调整。[75]
中共党内可以通过纪律和集中制达到对于政策转变的强制性认识统一，对党外则不能强求，也不必强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没有因为胡适一度偏袒陈炯明而与之关系恶化。这一时期胡适与苏俄驻华代表越飞以及伊凤阁等人关系不错，又与原海参崴报纸《遥远的边疆》编辑、远东电讯社驻沪记者、“俄国鼓吹机关代表”霍都洛夫久谈中国政局，认为后者的观察“颇不坏”。[76]霍氏是老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很早为俄共在华进行工作的侨民之一[77]，1920年7月，曾向孙中山介绍过远东共和国的情况[78]，以至越飞称胡适是“我们的朋友”。[79]
中共的主要领导陈独秀，尽管在联省自治问题上与胡适完全对立，直到1923年7月，仍然认为只有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在扫**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80]在此期间，他常常与胡适交换意见，1922年12月11日，陈独秀还函告胡适和蒋梦麟：“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此事亦请二公注意。”[81]则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中共继续视胡适为同路人。“二大”后中共着手在北京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有教职员参加，胡适很可能是争取的对象之一。
收到李大钊来函的当天，代表陈炯明的陈达材和中共党员谭鸣谦再度来访，似乎都在争取胡适。胡适如何看待李大钊的意见，日记和其他资料中没有直接的说明。他继续坚持主张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与陈独秀有所辩论，但公开指责孙中山、袒护陈炯明的言论逐渐减少。8月31日，胡适为《努力》撰写《这一周》的短评，依据东方通信社的消息，评论孙中山最近的政见及其与北方武人接近的行动，除了反对省自治一条外，基本同意孙的主张，又称孙中山和吴佩孚“都还是为主义而不为私利私图的人”，这与中共刚刚转变的政见有同步之势。只是最后又忠告孙中山不要对陈炯明复仇，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只应该以在野的地位督促广东的善后，监督陈炯明的设施”。但这与马林等人反对用军事行动方式收复广州的意见亦无二致。9月4日，陈达材代表陈炯明邀胡适去广东办大学，胡适虽然赴宴，却明确表示：“我不能去，大学中也无人肯去。”还劝陈达材转告陈炯明：“此时先努力把广东的治安办好，不妨做一个阎锡山，但却不可做杨森。借文化事业来做招牌，是靠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