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中旬，陈炯明发动兵变，与孙中山公开分裂。很少插手政治的胡适一反常态地迅速表态，开始他只是批评孙中山的策略，没有明确支持陈炯明，不过回护后者的倾向已然十分明显。他说：
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2]
接着胡适又连续在《努力》周报发表评论，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文化观念和政治哲学，维护陈炯明的立场和行为。[3]
这时的胡适，虽然才打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愿[4]，公开介入政治一年，但他对中国波谲云诡的政局却一直没有停止观察。这一番话，反映了胡适回国以来的政治思考、政治联系和时政见解，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分歧明显并对其表态起重要作用的，至少有三点：其一，对直、皖、奉系军阀的态度；其二，对陈炯明其人的认识；其三，对联省自治和武力统一的看法。
从1919年起，在直、皖、奉几大派系的军阀之间，孙中山视直系为头号死敌，而试图与皖、奉联系结成“三角反直同盟”。[5]胡适从一开始对此事就极不以为然。1919年年底，他曾就有关传闻询问沈定一，沈告以9月徐树铮、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的情形，据说此事由焦易堂、谢良牧、田桐、光云锦等人牵线，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很反对，“其中以朱执信反对最烈”。戴季陶也“根本的反对”，只是他和孙中山口头契约：“背后不反对他；不用文字反对他。”所以暂时不下什么批评，将来或许用很尊敬的态度对孙中山进行批评。孙中山则认为此事是“一种政策”，北方政府和谈总代表王揖唐到上海后，孙中山撇开做投机生意的焦、谢等人，另找居正、许某某，“代表他往来做电话机”。
胡适的询问函今不见，从沈定一的复函中可以揣测其意思。沈开头说了一段表态的话：“你所要知道的事，早想写信给你。吴稚晖先生曾对孙先生说：‘你要做政治家，就得做藏垢纳污的政治家。’我很不愿意报告这种消息，所以没有给你信。现在你来问这里的情形，我可以举我所知道的告诉你。”这很明显是自我开脱，而与胡适靠近。他称办此事为“做这票投机生意”，显然也是属于藏污纳垢的政治行为，并且明确告诉胡适：
总之，孙+段=‘孑殳’，‘系’和‘段（去殳）’是万万合不拢的。就形势上看，如果‘孑殳’成功了，‘系’一派必定与手无寸铁的新思想界融洽；此外南北各派的变动，也可推想而知。[6]
这等于说一旦孙、段同盟实现，孙系的戴、胡、廖、朱等人将倒向新文化派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