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证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及提出平治章程的时间，首先应当澄清此事与孙中山、李鸿章合谋两广独立活动的关系。要言之，这两件事虽然首尾相连，却没有直接关系。而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均将二者混为一谈。陈少白、平山周系当事人，冯自由则长期追随孙中山左右，还一度负责国民党历史资料的征集事务，他们的记述当然不能忽视。但是，上述三种资料均系事后回忆，大的格局不差，具体细节则不免疏漏舛错，相互抵牾，特别是冯、陈二人的文字，不当不确之处甚多。如陈少白所述时间前后颠倒混淆，他将上书事放在李鸿章北上之前，与联李谋两广独立相联系，又称“际此中央无主”云云，似指8月15日八国联军入京，清室西逃之后。至于冯自由的记载，有时将上书时间置于6月上旬孙中山离开横滨之前，有时又系于6月17日到达香港之际，莫衷一是。
将上书港督及提出平治章程与联李独立事相联系，有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一，如前所述，上书言及7月28日清廷诛杀许、袁之事，而李鸿章7月18日已经北上，上书不可能预知未来。其二，尽管李鸿章北上后，孙中山并未完全放弃联李意图，但是，通观上书全文及平治章程内容，丝毫未提及联李之事，似不合情理。因为按照冯自由等人的陈述，上书及提出平治章程的目的，就在于联李谋求两广独立。其三，实现何启、陈少白等人计划的关键人物是港督卜力，据史扶邻教授考证，1900年4月至6月，卜力休假离港，直到7月2日才返任到港。[6]因此，即使孙中山曾为与李鸿章合作一事上书港督，也绝非目前所见包括平治章程的这份文件。詹森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日本人与孙中山》一书中已经明确指出，由何启起草的文件即致港督卜力书和平治章程，只是勾画出一个未来的民族政府的轮廓，而未提到两广独立。这一事实，便将该文件与向李鸿章提出的建议区分开来。史扶邻教授也断定，虽然不排除早些时候为了李鸿章的利益提出类似建议的可能性，平治章程应与李、孙交涉无关。
孙中山是否曾就与李鸿章合作事上书港督卜力？1900年7月24日孙中山在神户对来访的记者谈话时透露：“在香港因5年不许入境之期尚余8个月，未能上陆，于客轮中呈书于认识的总督卜力，并得其答书。总督意为将两广合并，举李鸿章为大统领，孙为李的顾问，均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7]则孙中山当就5年禁令内在香港登陆问题致函或由何启带口信给港督，后者乘机建议实行有利于英国的联李独立。由此引发两个问题：其一，孙中山此次南下，来去均经由香港，与港督联系在前抑或在后？其二，谁是李、孙合作实行两广独立计划的始作俑者？对此邱捷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一文中做了细致的考证，认为1900年6月孙中山离日赴南洋途中，在香港派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等与刘学询商谈之事，并非双方联合实现两广独立，在李鸿章是一种怀柔手段，在孙中山则是因粮于敌的策略，即想借机获得一笔活动经费。策动李鸿章实行两广独立的计划，应是孙中山6月8日离港赴南洋以后由何启和陈少白酝酿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