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新”立论，当然是针对过去的看法提出不同见解。“新论”一开头就指出，史学界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即认为中国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几个革命团体联合而成的，从1931年邢鹏举的《中国近百年史》，到解放后的文章著述，几乎成了定论。在概述了前人的研究之后，作者进而提出“同盟会究竟是怎样成立起来的”问题，并由孙中山1900年后组织革命团体的具体行动及其指导思想入手，展开了三个层次的分析。其主要论点是：“同盟会绝不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团体联合而成，也不是几个革命团体组成的联盟，而是孙中山继兴中会之后，‘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
该文的基本论点和关键论据，我于1981年已经做过研究并得出相同、至少是相近的结论。拙文以为：
关于同盟会的成立，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即同盟会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革命团体的联合，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出席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2人中，原属华兴会的为黄兴、宋教仁、张继、陈天华、刘道一、柳扬谷等6人，属兴中会的为孙中山、冯自由、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等5人，光复会仅蒋尊簋1人，总共不过12人。就组织而言，光复会本部没有参与其事；华兴会讨论结果，决定听凭个人自由，不加组织约束。这时华兴会内部已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倒向保皇派，有些人虽然坚持革命立场，但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愿加入同盟会，如章士钊、刘揆一。所以，这次讨论实际上等于宣布华兴会最后解散。的确，同盟会成立初期，两湖的留学生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华兴会不能代表两湖学生，入会的湖南学生也多数不是华兴会员。孙中山曾设想过各个团体的联合，但在实行过程中，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以组织名义转入同盟会的只有兴中会一家。所以，就事情的本来面目而言，同盟会的建立，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界中来自国内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同盟会聚集了全国各地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1]
这与“新论”所提供的论点论据基本是一致的。
史学研究或许没有发明专利，同一主题，可以多角度描写，同一论点也可以反复深化，但必须建立在对史料更为全面详尽的占有和认真审慎的鉴别之上。令人遗憾的是，“新论”忽略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力求写出新意，作者做了许多铺垫，其中之一是关于孙中山对兴中会的态度，说：1900年以后，孙中山“不再成立兴中会分会，也不再为兴中会发展会员，……而从1903年起，他就修改了兴中会的入会誓词，抛开兴中会，准备组织新的革命团体”。已故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教授、台湾学者吴相湘教授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曾提出过近似的看法，国内有学者还写过专文，具体加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