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书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种种细节的分析，绝不仅仅是个别史料史实的考订，而涉及对孙中山策略行动的理解甚至政治宗旨的鉴别评估。平治章程和1900年10月孙中山致刘学询函，至今仍被引为论证孙中山依然依违革命、改良之间的论据，之所以被文本误导，重要原因在于对有关语境和本事的详情不甚了然。例如致刘学询函中，孙中山表示愿将原定由李鸿章担任的主政一职奉与刘学询，至于称皇帝还是总统，由其自定。如果不考虑有关内容的来龙去脉和写信的时间背景，很容易理解为孙中山至此尚未彻底解决政治宗旨的归属。然而联系前后左右的各种相关史实，情形可能完全改观。
是函孙中山署期为“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于台北”，《孙中山全集》定为夏历，换算成公历10月下旬。其实明治纪年均为公历，不会混用，信中提到“今惠军已起”，应写于10月6日惠州起义爆发之后，而不可能是9月。此函系派平山周亲往会见刘学询而作，经查证，平山周于10月15日离开台湾，10月19日抵达长崎[33]，考虑到孙中山须经由香港获取惠州起义的消息，则此函当写于10月15日前的一两天，孙中山自署的日期或系笔误。如果这一变更成立，表明孙中山将主政一职让刘学询承乏，甚至听其称总统或帝王，一是素知刘学询有帝制自为之心，二来惠州义军既起，事先预定的饷械接济办法全数落空，各项应急措施亦无法实现，如不速筹办法，只能眼睁睁坐视失败。而刘学询拥有巨资，又掌握李鸿章所购大批军械，为了让其“速代筹资百万”，以解燃眉之急，孙中山不得不投其所好，暂时满足其部分野心。
义和团事变令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一齐凸现，空前激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行动起来，试图扭转危局，实施政见，扩大实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促进事态发展，争取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抢占有利地位。由于事起突然，各派均无取代清廷控制全国的实力，不得不寻求合作与妥协，甚至相互利用，因而产生许多变数和机会。孙中山抱负远大，实力却有限，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充分运用灵活策略。其首要战略目标，应如他6月离开日本前所表示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34]对此，他后来在新加坡等地反复强调，并身体力行。至于实现的方式，则不拘一格，孙中山在不同场合，表述有所不同。如对法国驻日本公使哈马德称：希望法国同意通过越南向广西起义者运送武器，以便在广西建立革命政府，在其领导下向广东挺进，然后威胁湖南、福建边界，迫使这些省份的督抚参加或承认一个新的南中国联邦共和国。[35]
其实建立割据政府只是直接目标，而非最终目的，除了在华南建立独立政府外，孙中山还着眼于“推翻北京政府”。正如内田甲后来所说：“孙逸仙及其一派的目的，是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华南六省为根据，建立独立的共和政权，逐渐向华北伸张势力，推翻爱新觉罗氏政权，以达到合纵中国十八省创立东洋一大共和国。”[36]以兴中会的实力，不要说全国性目标难以企及，建立华南独立政权也是力所不逮。孙中山在广东力争保皇会的支持，又与湖南革新派联手大举兴师于长江流域，有无外界的援助，无论是独立行动还是联合共举，对于增强实力地位，提高成功的概率，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列强和统治者内部的利益分歧及矛盾，尽一切可能争取援助或改善条件，以实现其战略目标，成为孙中山的首选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