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等老一批学者多认为,“文体”即体裁和风格。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论到,先有“文笔”之辨,缩而小之,这才有文体(即体裁)之辨。它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残篇)的各种文体的源流与演变是一致的。刘大杰就引《定势》篇“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的话,说明“六观”说的“一观位体,即看那种体裁是不是与作品的内容、风格相合”。[1]把“文体”一词看成是体裁,多在文类这种意义上使用。这是第一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就是徐复观提出的新的见解。他的意见最值得重视。他的《〈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的发表,带有革命的性质,掀起“轩然大波”,特别要加以介绍。

(1)徐复观首先指出了过去研究者关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混乱认识,这些研究者常指某几篇是文体论,其余都不是文体论。如一般研究者常把《明诗》到《书记》称为文体论,其余篇皆不是。徐复观则认为:“依照刘彦和的《序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原道》到《辨骚》共五篇,乃追溯文体的根源。第二部分亦称为上篇,由《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是说明各类文章中对于文体的要求,及既成作品中文体的得失;这即是他说的‘圆鉴区域’。第三部分,亦称为下篇,又可分为两部分,由《神思》到《总术》共二十篇,是分析构成文体的内外诸因素,及学习文体的方法;这是他所说的‘大判条例’。其余五篇,除《序志》为自序外,《时序》篇是说文体随时代而变迁,《才略》篇是说个人才性与文体的关系,实系《体性》篇‘是以贾生俊发’段的发挥;《知音》篇是要人由文体以校阅古人文章的得失;《程器》篇是希望文人能‘贵器用而兼文采’,在较广的意味上,把人和文连结起来。刘彦和认为要有创造的才能,便须了解形成文体的方法;为能了解形成文体的方法,则须‘圆鉴区域’,这便包括了上篇二十篇;更须‘大判条例’,这使包括了下篇中的十二篇。此外十篇,除《序志》系自序外,都是围绕文体为中心所展开的议论。”[2]所以徐复观反复强调:“《文心雕龙》一书,实际上就是一部文体论。”“‘齐春秋’谓:‘彦和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可知古人早以全书为文体论。”

徐复观认为绝不可把文体简单地理解为“文类”和“风格”,文类是由文章的题材性质之不同所分的文“类”,文体则是出于性情。徐复观强调题材还不是文体,他说:“真能成为文体,而给与读者以深刻印象的文章,对题材不是一般性的认取,而是先将外在的题材,加以内在化,化为自己的性情,再把它从性情中表现出来;此时题材的要求、目的,已经不是客观的,而实成为作者情性的要求、目的;并通过作者的才与气而将其表达出来。此一先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的过程,是顺着客观题材→情性→文体的径路而展开的。所以此时之文体,依然是出自情性。否则所叙述的东西,不能有生命贯注在里面,不能与人以作者的生命感,即不能成为好的文体,或不算是文体。”[3]徐复观的这一观点是根本性的,因为那些把文体看成文类的研究者,只认为文体是语言的体式结构,是与人的性情无关的纯粹的客观性的。所以徐复观的观点,如果成立,那么《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内容就更为丰富了;如果不能成立,徐复观的观点就难于站住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