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的中世纪(约476—1640)文明有三种力量在起作用,即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遗产,基督教的传统,日耳曼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模式。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教会的力量是巨大的。基督教的神学统治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就是建立了彼岸世界的“上帝之城”,把人的幸福都寄托在死后到天国去。《圣经》说:“我们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2]因此,他们对周围的自然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觉得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不可能与自然建立起诗意情感的联系。特别是基督教把“山、泉、湖沼、树林、森林看成为魔鬼所造”。[3]人们怎么敢去亲近自然,与自然相友好,建立起诗意关系呢?整个中世纪有不少行吟诗人,但他们关注的是人与神的关系,此岸与彼岸的关系,而无心关注自然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这一点在瑞士学者布克哈特的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有重要的说明:“到1200年,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对于外部世界又重新有了真正的、衷心的领略,并且在各民族的行吟诗人的歌唱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这些诗歌证明对于自然界的一切简单现象——春花灿烂、绿野、树木都有一种深深的感受。但是,这些描绘都是眼前的景色而没有远景展望。即使是走过很远路程和看到过很多地方的十字军战士,也像这些诗篇一样显出不熟识。那种把盔甲和服装描写得非常细致的叙事诗,对于外界的自然景色不过是略作描述;甚至伟大的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对于他的主角活动场景也没有任何地方给我们做过充分的描绘。”[4]

这个情况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才有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一步达到的。有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拉近了,但有时候又疏离了。按照布克哈特的研究,他认为创作了伟大作品《神曲》的但丁(1265—1321),是欧洲发现自然美的第一人,他说:“准确无误地证明自然对于人类精神有深刻影响的还是开始于但丁。他不仅用一些有力的诗句唤醒我们对于清晨的新鲜空气和远洋上颤动着的光辉,或者暴风雨袭击下的森林的壮观有所感受,而且他可能只是为了远眺景色而攀登功夫高峰——自古以来,他或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5]但丁被恩格斯称为“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的《神曲》的确写了自然景色。第一部《地狱》中自然景色似乎还是背景,并没有写出自然的诗情画意。第二部《炼狱》才直接写了自然景色,第三部以《天国》光线的变化,来衬托人物的心情,如以对亮光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喜悦。这些自然景色的描写,不但真实可信,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更难得的是这种描写的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