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文学的走向与文化类型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这就是古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从文学上说,四个古老民族,即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几乎同时唱起了歌。然后他们用文字记录了这些歌,一直流传下来,这就是中国的《诗经》,印度的《梨俱吠陀》,以色列《旧约》里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四个民族同时唱起了歌,但歌的性质却不一样。印度、希腊民族是歌唱故事,他们的歌唱接近后来的小说、戏剧;中国和以色列的希伯来族所唱的则是抒情曲。后者相似可能出于偶然;而前者相似则因为他们都是雅利安人种,所说的是同一系统的语言,这里可能就有某种必然性了。

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从《诗三百篇》开始,其开篇就是抒情传统,而不是叙事传统。闻一多说:“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指印度、以色列、希腊——引者)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诗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两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宗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1]闻一多所说的“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这个讲法很好,说明文化规定了文学的走向,但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这就要回顾周代“礼乐”文化与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诗的关系,因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是从殷周时代开始的,特别是从周代开始的。我们今天的文化尽管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但是周文化的气息仍然在我们周围。反过来说也一样,我们从周文化那里,可以了解我们如今为何这样生存的根源。可以说,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诗歌就是周文化的产物,如果我们不了解周文化,也就不了解中国诗的源头,也就无法回答为何“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就定型了”的问题。但周文化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这里只能极简略地做点说明,最后重点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周文化决定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

王国维有一篇重要的题为《殷周制度论》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考论了周代的重要的文化革新,正是这次文化革新创造了传承了2000多年的华夏文化。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际的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之所能梦见也。”就是说,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先行者,在西周初年,创立了一种新制度新文化,彻底地摆脱了氏族社会的阴影,进入了一个新文化的时代。那么这个新文化时代究竟有何新的地方呢?王国维继续说:“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生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者。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认为周公制作这些制度文化,其目的就是“纳上下于道德”,使各阶层形成一个“道德团体”。

进一步的问题是,周公用什么来维系这些制度文化呢?如何让天下人相信周朝的统治具有合理性呢?这就是周初的“制礼作乐”活动的全面展开了。即把上面王国维所揭示的周代的这些制度用礼乐的实践活动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