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提出的现实文化背景是改革开放了30年的中国。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作了详细的阐述。这里想特别说明一点的是:我们所面临的事业不但是神圣的,也是悲壮的。我们仍然要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吃喝住穿的问题,更快地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向着更文明更先进的方向发展,实现几代人梦想的四个现代化。简言之,这就是启蒙现代性所要开的花,所要结的果,是历史理性的核心价值。但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追求更文明更先进的路途又是艰险的,我们已经为它付出了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道义滑坡、贪腐难治等严重的代价。因此,又要以人为本,以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全面发展为本,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养,建设一个最适合人生活的环境,保护大自然,让大自然与人和谐相处;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正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实现人性的复归,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简言之,这就是中国条件下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的基本要求,人文关怀就不能不是核心价值。这两种现代性、两种要求、两种价值,犹如鱼与熊掌,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兼得”。

一、文学的价值理想:历史与人文的张力

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上述两种价值的悖立。例如,经济发展了,可环境污染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贫富悬殊出现了;科学技术提高了,可道德水准下降了;国家实力增强了,可贪污腐败也严重了……那么面对这种价值悖立的现实,文学家应该怎么办呢?

也许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恩格斯的如下分析:

在研究善恶对立的地方,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比较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有些人以为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时,就算是自己说出了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人性是恶这句话,意思要更深刻得多。”黑格尔所说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个新的进步都必然是对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是对于一种陈旧、衰亡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乱。另一方面,自从各种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源源不绝的证据。[14]

在我们这里是以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社会实现转型,但恩格斯所说的“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的严酷现实还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面对此种现实,文学家怎么办?文学家不是厂长,不是企业家,不是产品推销商,他们不能只顾经济学定义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是物质主义、科学主义、技术全能主义、唯生产力主义),而不管什么“情欲”“贪欲”和“权势欲”的危害。作家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历史进步,同时他们又是一个特别关注人的情感状态的群体,他们更重视人的良知、道德和尊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地体现出来。如果说历史理性是“熊掌”,人文关怀是“鱼”的话,那么在作家这里这两者都要。作家看世界有自己的独特角度。在政治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看来,为了历史的进步,不能不付出一些代价,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但在作家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人的生存高于一切,自然是最宝贵的,环境的纯净是人生活所必需的,为了历史的进步付出沉重的代价也是令人万分感伤和悲哀的。在某些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看来,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要弃旧图新,就要“交学费”,种种社会负面现象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作家看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切负面现象都是丑恶的,都在揭露批判之列。“熊掌”,要!“鱼”,也要!二者应“兼得”。这就是真正作家面对现实的独特视角。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为了历史进步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以人的良知、道义为基础,同时又认为任何人的良知、道义也要符合历史潮流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