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里的“近人”有特定范围，既非泛指古人，也并不涵盖时人。时间过去近百年，如果依照这个范围，站在今天的角度选出我所拳拳服膺者，略晚于曾公的张謇堪当胜选。套用前面的句式：“愚于近人，颇服张謇。”
其实，表述一己观点，说“独服张謇”亦无不可。知人论世，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视角问题——亦即看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结论会随之而异。参天大树与发达的根系，九层之台与奠基的垒土，孰重孰轻，视其着眼于功用抑或着眼于基础而定。而且评判标准往往因时移易。前人有言，品鉴人物不能脱离“一时代之透视线”。“一时代之透视线”变化了，则人物之价值亦会因之而变化。看来，这类主观色彩甚浓的事，还是避免绝对化，留有余地为好。
既然说到曾国藩了，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论者当时所“独服”的是什么。叩其主要依据，曾国藩是近代唯一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达致“超凡入圣”境界的人物；“世之不朽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曾公乃“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也就是立功而兼立德、立言，实质上亦即曾公毕生追求的“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在晚清浊世中，曾公诚然是一位不同凡俗的佼佼者，令人叹服之处多多，仅其知人善任、识拔人才一端，并世当无出其右者。但也毋庸讳言，他的头上确也罩满声闻过实的炫目虚光，堪称被后人“圣化”以至“神化”的一个典型。泛泛而言“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固无不可；如果细加检索，就会发现，他的精神底蕴仍恪守宋儒“义理之学”的范畴，致力于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克己省复、困知勉行，以期达到自我完善，成为圣者、完人。说开了，就是塑造一尊中国封建社会夕晖残照中最后的精神偶像。志趣不可谓不高，期待视域也十分宏阔。可是即便是如愿以偿，终究是个人的事，到头来又何补于水深火热中的苍生？何益于命悬一线的艰危国运？至于功业，举其荦荦大端，当属“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这又怎样？无非是使大清王朝“延喘”一时罢了。
再说张謇。观其抱负，实不甚高：“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没有什么“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天纬地、惊天动地之志，不过是“不与草木同腐”而已。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
张公活了七十三岁。前半生颠扑蹉跌于科举路上，状元及第之后，做出重大抉择——毅然舍弃翎顶辉煌、翰林清望，抛开传统仕途，转过身来创办实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确立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发展思路，先后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涉及纺织、印染、印刷、造纸、火柴、肥皂、电力、盐业、垦牧、蚕桑、油料、面粉、电话、航运、码头、银行、房产、旅馆等多种行业，涵盖了轻重工业、银行金融、运输通讯、贸易服务等门类。看得出，他所说的“实业”，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第一、二、三产业。在他所兴办的三百七十多所学校中，中小学之外，重点是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包括师范、女子师范和农业、医务、纺织、铁路、商船、河海工程等）；同时创建了工科大学、南洋大学，并积极支持同道创办复旦学院，将医、纺、农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还联合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酝酿高师改为大学。他的设想是“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从学前教育到中小学直至高校，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种教育、社会教育，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