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夜暂告结束。坏消息该来了。我把坏消息想象成一只巨大的鸟，有着乌鸦的翅膀和我四年级老师的面孔，稀疏的发髻，腐臭的牙齿，布满皱纹的眉头，噘起的嘴唇，等等。在黑暗的掩护下，这只大鸟在全世界游**，乐此不疲地担当起坏消息的传递者，带着一篮子臭鸟蛋，并且很清楚——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该把它们精准地丢向哪里。比如，丢在我的身上。
在我们家，坏消息伴随着刊登了坏消息的报纸现身。蒂格把它们拿上楼。蒂格的真名是吉尔伯特。和不说英语的人解释这些昵称的由来是不可能的，我也没必要非得这么做。
“他们刚刚杀死了临时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人。”蒂格宣布。这并不是说他对坏消息无动于衷——恰恰相反。蒂格瘦骨嶙峋，他的脂肪含量比我的少，所以，对于坏消息产生的卡路里——坏消息里面确实有卡路里，会让你血压升高——他吸收、消解，并将其转化为身体一部分的能力也比较低。我能做到，他不能。他想尽快把坏消息传递下去——像甩掉一个烫手山芋那样。坏消息会把他烫伤。
我还在**。我还没完全醒。我还有点沉浸在赖床的感觉里。到目前为止，我还在享受这个早晨。“早餐之前先别说这些。”我说。我没补上的后半句是：“你知道的，这么早，我应付不了这些消息。”我以前说出来过，但收效甚微。在一起这么久，我们两人的脑子里已经充满了与另一半有关的细微告诫和有益提醒——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偏好和禁忌。我看书的时候不要从背后靠近我；不要使用我的菜刀；不要随便乱扔东西。我们都认为对方应该尊重这套经常被重申的指示，但它们是相互抵消的：如果蒂格必须尊重我在早上第一杯咖啡之前随意赖床并杜绝坏消息的需求，难道我就不该尊重他为了让自己尽快摆脱灾难而想把祸事一吐为快的需求吗？
“哦，抱歉。”他说。他责备地瞥了我一眼。我为什么非要这样让他失望呢？我还不清楚吗？如果他不能立刻跟我说出这些坏消息，那么他体内那些让人恶心的绿色的坏消息腺体或者**就会爆炸，他就会患上急性灵魂腹膜炎。到那时就该我后悔了。
他是对的，我会后悔的。除了他之外，我读不懂其他任何人的想法。
“我现在就起床，”我说，希望我的话听起来能让人宽慰，“我马上就下来。”
“现在”和“马上”已经不能代表它们曾经所代表的意义。做每一件事要花的时间都比过去更长。但我仍然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日常程序，脱掉睡衣，换上日间装，保养鞋子，滋润面部，挑选维生素片。领导人，我想。临时管理委员会。被他们杀死了。一年之后我不会记得是哪个领导人，哪个临时管理委员会，哪个他们。但是这种报道会成倍增加。一切都是临时的，再没有人能够管理，而且会有很多人，很多他们。他们总是想要杀死领导人。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么做是出于最美好的愿望。领导人们同样怀着最美好的愿望。领导人们站在聚光灯下，杀手们从黑暗处瞄准，很容易命中。
至于其他领导人，他们所谓的先进国家的领导人，那些人其实已经不是在领导，而是在胡乱张牙舞爪。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出来，那些眼睛四边泛白，像是惊恐万状的牲口的眼睛。如果无人追随，你就无法领导。人们振臂一挥，然后无所作为。他们只想继续过他们的日子。领导人们一直在说：“我们需要更强大的领导力。”然后他们溜掉，去偷瞄他们的民意支持率。都是因为坏消息，坏消息太多了：他们无法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