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回到房中，踱步片刻，走到书案边摊纸研墨，沙沙沙沙不知写些什么。李曜所住客栈，是潞州城中最好的几家之一，商队其余人等自然不会安置在此。他的纸笔是随商队带着的，以方便每日写下日记。
今天李曜因为李克恭的一番话，对唐末经济颇有思索，打算顺手记下。至于今后这些文字是否有用，是否无用，他此刻却也懒得去想。更不会预料到，这些稿件日后会被整理成后世赫赫有名的《圣宗百论》。
今日李曜所写，题目为《大唐财赋制度论》。题目较大，但李曜着笔之处，主要却是安史之乱以后。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分界点，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经济随之遭到很大破坏，因此朝廷开始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具体手段譬如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开始实行两税法，按照后世的专业术语来说，这标志着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帝国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并最终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财政无疑十分窘迫。一方面是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物资，而另一方面，则是方镇割据局面的加剧，使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地区不断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等人整顿赋税制度，来挽救财政危机。
刘晏此人，可谓唐朝“经济学大家”，他的理财，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改进遭运，二是改革盐政，三是施行常平法。
刘晏的理财方案一步步实施，对李唐朝廷后期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挽救作用，对寻常百姓也在客观上有不少好处，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与管仲、萧何等古之名相并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经济改革，也就是杨炎的两税法了。杨炎，字公南，凤翔（陕西凤朔）人，唐德宗时的宰相，也是唐代的著名理财家。在他主持下，改变了过去的租庸调制为两税法，这不仅是唐代，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赋税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情。
从古至今，任何制度的出台都有其历史背景，两税法亦然，其实行的历史背景是：均田制的破坏、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安史之乱的后果影响、农民起义的推动。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个层次的地主手里集中，朝廷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后世出土的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这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
而在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就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那个时候，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所以这种地方，既是一个生产所在，同时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而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也叫做“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劳动力，也就是所谓生产者。地主阶层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就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
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像代州李家那样，找庄客长工来做事还加付薪水的东家，本身是比较少见的，这也是李曜在庄户们心目中很是“仁厚”的缘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