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村的年夜饭并不真的在夜里吃，差不多都是下午三四点钟就开始了。
当我“肉醉”晕头推开房门，奋力咳出卡在喉咙中的鱼刺时，泪眼蒙眬地扭头看到夕阳已经沉落到西院王四奶奶家西南角的枣树上。
这一年，我家的年夜饭格外丰盛。有肉、有鸡还有鱼。肉，是年二十八，家里接到我爸从新疆寄来的 10 块钱——（半夜排队）买的；鸡是一只进入更年期且患有重度抑郁症的老母鸡（不产蛋）——宰的；鱼嘛，是我们从南河沟子里——摸的。
应该这么说，我们家的鱼是真鱼，就是不太正经。
那年月，村人眼中的正经鱼，就是邻村果各庄国营供销社中凭票供应的海鲜：“狗屎黄”的黄花鱼和“菜刀寒”的带鱼。
带鱼瞪着两只装傻充愣的大眼睛，身材挺直如锋利的宝剑，寒光闪闪地剐蹭着我们这些贫困人家的心灵。最可气的是，它们被草绳捆住，吊在自行车的车把上，随车游弋于大街小巷，趾高气扬，跟活的一样。
我们家的鱼，活的，是正儿八经的河鲜。
年前的一天，我和二哥去邻村张庄换面（用麦子磨面等不及，就直接用麦子换磨好的面粉，麸皮等都折合在内）回来的时候抄近道跨越南河沟儿时，猛然发现这条入冬即干涸的小河，岸边一棵大柳树的根部居然有一个很大的洞，洞中居然有水，水中居然有鱼，鱼居然很多、很大，我的天呐！
上前近视，潭不大，积水澄澈。“潭中鱼可十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见我来，并不慌乱，远房亲戚般羞涩地看着我。正当我纠结咋样把它们迎接出来时，一回头，我二哥已经脱下棉裤，趟入水中。
那些鱼可能对这坑前途黯淡的清水早就失去信心，自杀式地没怎么反抗，束手就擒了。2 条大鲶鱼，4 条鲫瓜子，还有几条老大不小、不三不四的杂鱼，原本用来装麸皮的面口袋成了鱼篓，有小半袋子（左邻右舍、二秃子家均有份儿）。
三十打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这说的是野猫儿，在生态良好如原始社会的当年，本不是什么稀罕物。而鱼就不一样了！
不只是“连年有余”这个口彩好，它还是那么地高贵与骄傲，悠游自在，与世无争。不像猪，泥淖相伴，秽草杂食；有别于鸡，争食斗胜，小肚鸡肠。鱼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我家那桌“徐娘半老”年夜饭的“逼格儿”。
白菜粉条、炖冻豆腐、凉拌海带、老母鸡汤、炸年糕、热豆包等都统统摆在与炖鱼为中心的笸箩周围——我们家没有炕桌，只把大圆笸箩反扣在炕上。
一家人围坐一起，像同敲一面大鼓，每次伸手夹菜都惊心动魄——这都是常年不见或者年不常见的菜肴啊！它们与牙齿、舌头毫不纠缠，与喉咙擦肩而过，一头扑进五脏六腑，像失散多年的亲人，紧密相拥，喜极而泣。
我家的炖鱼是正儿八经的纯炖鱼，绝无掺杂。我清楚地知道那些耀武扬威地买了带鱼的人家，那几条可怜的带鱼想独善其身，门儿都没有。与它们相伴的常常是半锅豆腐或者切成薄片儿的咸菜疙瘩。要想获得更多鲜香的海味，只能这么掺和。而这种“混搭销售、借位增粉”的伎俩，却是 40 年前庄户人家玩剩下的。
实话实说，这顿大鱼大肉近乎奢侈的年夜饭，并非想象中的美好，并没把我的灵魂吃出窍。相反，我却格外安分守己。针对这一状况，我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打一进正月，你就跟条饿狼一样地胡吃海塞！
嘻嘻，真的耶！
年糕刚蒸得，狼吞一块，差点被噎死；豆包馅儿刚“糗”好，虎咽一碗；生嚼了几条发好的海带；啃食过几块冻豆腐；用手指偷挖过一大疙瘩炼好的猪油，外加一大把油渣儿；炒花生抓一把，炒瓜子盛一兜儿；用老玉米换的一小捆粉条，到年三十已剩不到半捆……
咳出鱼刺，回到屋中，我一头扎到炕上酣然睡去。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过年的幸福真就不是那一桌丰盛的年夜饭，而是每天孩子的嘴不闲着，总有东西可嗅、可嚼、可吞咽。说到底，孩子是用嘴感知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