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 年
引 子
那一年大马村的年景不错，年终决算，一个工分居然能核上 5毛 5 分钱——全村家家分红，户户得利，只有我们家举家忧愁。我们非但没分到 1 分钱，反欠生产队 30 多块，原因是我们家的工分太少。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弄明白这到底是怎样一笔账。
作为生产队的社员，一年中我们要分得生产队的许多粮食蔬菜——玉米、小麦、高粱、谷子、黍子、白薯、倭瓜、西葫芦、大白菜，等等。分这些东西的时候是白给，可年终决算要靠工分抵消。
我们家劳动力少。我和两个哥哥，一个上初三、一个上初二、一个上初一，劳动力只有妈妈一个人，而且体弱多病出工少。
我爸呢？哦，忘说了，他在遥远的新疆工作。
我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分多余的本家亲戚，向他们借了 60多分，抵平了生产队的欠账。虽说那时允许这么干，但毕竟也是欠下了账。正当我们发愁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时，年关来了。
一
年是一种休眠动物，每年自正月十五之后，沉沉睡去；历经春夏秋冬，临近第二年的除夕又渐渐醒来。唤醒年的方式有很多种。腊月的某一天，不知谁家的熊孩子，翻捡出陈年旧月的一支鞭炮，点燃，“砰！”的一声，像是民歌手用“美声”喊了那么一嗓子，全村人为之一振——呀，快过年了！
是的，年是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唤醒的，而绝不是别的什么。
尽管流行于京城的那首歌谣——“二十三，糖瓜黏；二十四，扫房日”等强化的是“新年倒计时”的各种行为动作，但是，这首吟诵于儿童口中的童谣，呼唤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
是的，唤醒新年意识于儿童来说是鞭炮声，于老人是祝福声，于家家户户是排山倒海的剁馅儿声，于大马村则是流动商贩的叫卖声。
你就听吧！一进腊月，来自河北省的（被村民唤作“南边儿的”）各类小商贩轮番登场——卖白菜大葱的、卖粉条的、卖土烟叶的。这些商贩格外狡黠。卖粉条的“抽条”！自带锅灶，现抽现煮，查质验货。可往往买回家的与现场品尝的差异较大。卖烟叶的“插翎儿”！把好烟叶混到败叶之中。卖菜的“放哨子”！大车未到，先派一人单车独骑，象征性地带一些菜，来到村中叫卖，且要价极高。遭一通辱骂之后赶往下一个村。等大车到来，低于之前售卖价格，村人顿觉捡了便宜，其实一点儿都不便宜。换大米的、卖砂盅子（砂锅）的、卖炕席的、卖笸箩簸箕的、卖绛篷（一种用秸秆皮与麦草编制的蒸年糕专用的锅盖，形似满清官员的顶子）的、卖窗花的、卖耗子屎、卖窜天猴儿的——这原本是放置在床底下，点燃冒浓烟，用来熏蟑螂、臭虫的小泥丸儿，却被塞上火药，成为土花炮——“窜天猴儿，窜天猴儿，白天一溜烟，晚上大火球”。一声声吆喝，冲击着买不起正规花炮的我等穷孩子们。卖胭脂的，极小的一个纸包，小心打开，里面一小撮儿泛着五彩光泽的细粉，用水澥开，它就会变成极浓艳的红水。手巧的农人把已经干硬的老南瓜把儿切下来，用粗针雕刻出双喜字，形成一枚印章，黏上胭脂红，戳在出锅的馒头、年糕上。一只只揿满红色印章的年糕馒头，就是一封封通往新年的通行证、介绍信、合格书！
上述种种，城里人可以三五成群，流连街市，愉悦选购。而在大马村，却如吃日本自助餐一样，商贩流动眼前，村民坐等挑选。声声呐喊，富裕人家欣喜若狂，贫困之户清苦凄惶。
上述种种，许多人称之为“年味儿”。对此，我不以为然。这是一种极为文学化的表述。年怎么会只是味觉的概念呢？味觉只是弥泛于口腔，而听觉则可回旋脑际，唤醒心灵。
上述种种，大都与我家无关。我们无钱购买。连续几年的家中事件：奶奶去世，盖新房子等，已使得远在新疆的父亲负债累累。为此，我们做好了过一个“素年”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