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存在论”（Ontology）的复杂的词源、学理及其汉译情况作了某种综合性和技术性的梳理与规定之后，我们再来集中考察“生存”（Existence）与“存在”（Being）的词义关系。
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也许有理由认为存在概念的形成对于“生存”来说是后续性的。如果说“生存”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不过是指一切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过程，那么对这一运动过程的抽象从而形成的静态的实体性的概念，便是“存在（Being）”。但这种看法显然也有问题，究竟是指哪一种或哪一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存在”？如果把“存在”确定为亚里士多德的“On”，那么这种“存在”或许有理由“后于”并“高于”生存，如果是指巴门尼德的“estin”，问题倒可能变得十分复杂。我们知道，巴门尼德的“存在”确实是针对赫拉克利特的常变不居、难以把握并且极易导向克拉底鲁式的不可知论的“活火”说而确立起来的，巴门尼德对“存在”的规定从形式上看似乎又是对活生生的生命活动过程的限定——甚至有理由把由巴门尼德的存在所排除的“非存在”确定为“生存”。然而，这仍然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巴门尼德同时又提出了“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著名命题，其中用来表达“思想”的关键术语即“努斯”（Nous）。在巴门尼德本人看来，Nous恰恰是具有思想能力与器官（phronein）的人的表现形式，其功能与存在同一，而且巴门尼德也把它描述为“火”。按亚里士多德的诠释，“巴门尼德讲有两种东西，存在与非存在，也就是火和土”。作为存在的表现样态，“火”呈现着存在本身仍然是生命的“本体”，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那克萨戈拉将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内涵的Nous确定为整个宇宙的本体。可见，在巴门尼德那里作为更“高”的哲学范畴的“存在”并没有轻率地排斥生命的意味。
关键在于，考察生存与存在的关系绝不能从一种被后世整理了的并因而定型了的概念框架去考察，在这方面，尤其是对古希腊存在论而言，语言学上的考察仍然是必要的。因此，生存与存在的复杂关系必须“绕过”在今人看来已经概念化、实体化的某一种“存在”，而在于把“存在”本身就看成状态、过程，看成“动词”，因为正是作为一种状态、过程与“动词”的“存在”蕴含了“生存”的最初意义。“生存”的原初词义注定是与“存在”词义的追溯性考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希望通过对在巴门尼德那里既简练又深刻的“estin”语义剖析或者以之为入口，从而探寻一条敞开“生存”之原初意义的通道。
巴门尼德的“estin”是希腊语“eimi”（均为音译）的现在陈述式单数第三人称的系词（即“itis”）。而eimi（相当于英文表达式“Iam”）则与bhu或bheu一起构成整个印欧语系中系词“是”的两个基本词根，也构成后来生存、存在（或“是”）以及自然、神等基本的哲学词汇及意义。陈村富先生在《希腊哲学史》中作了较清晰的梳理，援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