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即将出版，作者通常总要在后记里说些话的。也是有话要说。
当下是一个让人眩晕的年代，人们经常让各种感觉弄得“找不着北”。连一向沉静从容的哲学也有些沉不住气。记得若干年前参加一次哲学专业研究生答辩，研究生本人提出了“理性的转向”，答辩委员会的一位老师竟把“转向”念成了“zhuànxiàng”，引得一番窃笑。仔细想一想，这位老师真有点“冤”，最近这些年来哲学界“创造”出来了种种转向（诸如人的转向、实践观转向、生活世界转向、价值哲学转向、文化哲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社会哲学的转向、解释学转向、技术哲学转向、历史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转向、后现代转向、修辞学转向，应用伦理学转向等，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继续添加），而许多“转向”都被认为是开辟了哲学的新方向，大有令哲学改天换地之势！想想真是很滑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转向”，不让人“晕头转向”才怪呢！
为探索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特别是存在论在当代哲学中的表现形式，笔者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研究。在笔者看来，生存论转向的实质是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其实践意义则在于深刻揭示了全球时代人类文明的新的转型，包括对东西方文化传统创造性转换的生存论阐释。但是，这一由克尔凯郭尔提出、并在当代生存哲学中拓展开来的问题，并没有充分地凸显其哲学的、文化的与社会历史的意义。基于这一背景，在近些年的研究与著述中，我不断在强化“转向”。但是，当“转向”的声浪已成为种种形式的口号或姿态，并且对“转向”的各种过于单一的定位及其理解已经掩盖甚至抹杀了当代哲学的丰富内涵时，我开始感到一种深深的疑虑[1]。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对生存论研究所做的各种批判，并不都是令人信服的，但其中有一种意见则是我所赞同的，这种意见认为生存论哲学在重视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时，过分强化了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断裂。我的生存论转向研究，则是既包含向“前”推进的维度，也包含使哲学生存论获得历史与传统支撑的“生存论回复”的努力。正是基于此，当张汝伦先生提出能否调整一下书名（原书名即《生存论转向》）时，我完全接受了建议，并取用了现在这样一个相对平实的书名。
这里不妨把这些年来笔者对生存论转向的关注与探索做一点交代。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笔者在长春，在勤勉但也多少有点漫无目的的学术积累过程中，试图找一个较新颖的方向，谋一点看起来还算有点前景的学术活路。当时，在听一些年长的先生及学者们谈论问题时，渐渐感到生存论转向是一个虽时常被提及、但在学术路向上并没有得到清理的话题[2]。因为这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意识到此，笔者感到很振奋，觉得若在这一问题上花些工夫，或能有所收获。有了这种想法，我就一头扎了进去，实际上这些年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哲学生存论。
